日本學者：西方式現代化已走到盡頭，“全球南方”開拓全新道路

導讀：西方發達國家將“全球南方”的集體性崛起視為“挑戰”和“威脅”，卻無視源于西歐的傳統政治經濟體系當前已陷入功能失調的現實。西方式現代化曾帶來過繁榮，但這是以發展中國家的犧牲為代價的。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積極行動，力求跳出西方發展模式，在解決環境和貧富差距問題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開創不以剝削和霸權為前提的和平經濟模式與和平國際關系模式。

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世界有一種強烈的傾向，認為金磚國家和“全球南方”的團結與發展是“對現有國際秩序和體系的挑戰”。這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視角來看待近代以來全球發展的歷史，忽視了源于西歐的政治經濟體系當前已陷入功能失調的現實。如果將其置于世界史的語境中考察，“全球南方”的努力與發展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對于包括主導近現代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內的整個世界所面臨的發展難題，“全球南方”國家不僅在認真地應對，而且正在開辟全新的路徑。

誠然，源自西歐的近現代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富裕。尤其二戰后，西歐和日本經歷了被視為“奇跡”的經濟高速增長。然而，不得不指出，這一奇跡是通過軍事或經濟上殖民“全球南方”、以南方國家的犧牲為代價的。而且，發達國家自身在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也面臨著未曾預料到的嚴重困難。

石油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同步衰退，使人們認識到經濟高速增長不會無限持續下去，人們開始關注一直以來優先發展經濟而消極應對的大氣和水質污染等環境問題。此外，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也導致對發展中國家開發援助的減少，使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而在“南方”內部，資源擁有國和新興工業國與非資源擁有國、非工業國之間的南南差距也在擴大。

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界對上述局面并非無動于衷，特別是以“現代化”或“現代”這一時代本身為考察對象的社會學家們，并不認為已出現了完全不同于現代發展原則的“后現代 (post modern)”新發展模式，而是將新的局面定位為現代化的延伸和徹底化，并將其理論化為“高度現代 (high modernity)”“后期現代 (late modern age)”“自反性現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等概念。這進而揭示了一個悖論性的結論，即現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因此而使現代化本身瓦解。盡管理論上西方國家勉強做到了自圓其說，但實際上它們依舊找不到其他的發展方式。

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G7國家，優先考慮推動經濟和金融全球化，以延長西方發展模式的壽命，而不是解決“后期現代”面臨的全球危機。將“市場原教旨主義”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獲得巨大利潤的同時，致使各國內部以及全球層面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20世紀90年代后期，全球化取得進展，這段時期也是以中國為首的“全球南方”國家經濟長足發展的時期。值得注意的是其發展模式。

“全球南方”對于西方發展模式導致的全球經濟差距擴大和環境破壞并非無動于衷，而是將其作為全球性課題全力應對；亦未因主張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而一味追求經濟增長，而是追求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即在解決環境和貧富差距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

換言之，在西方式現代化過程中始終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目前的努力方向已不再是在維持西方發展模式前提下扭轉自身的落后地位，而是直面全球格局中各方都無法回避的世界性難題，探索全新的發展模式。

中國是積極采取措施應對上述困境的國家之一。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將西式現代化帶來的世界性難題作為自身課題，創造性地加以解決。

在源自西歐的發展模式中付出巨大犧牲的“全球南方”，已經開始探索所有國家和地區都需要的新發展模式。如果發達國家能夠一道努力，必將推動今后人類社會的發展。

在2024年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次提出：“中方歡迎各方繼續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同中國經濟共同發展，為實現和平發展、互利合作、共同繁榮的世界各國現代化共同努力。”這一發言，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的呼吁。

然而，西方發達國家卻一直將中國等“全球南方”國家提出的倡議和做出的努力視為“挑戰”或“威脅”。

既然全人類面臨著共同的課題，如果不能跨越“南北”鴻溝，共享智慧和經驗，互助合作，人類和地球就可能在新的發展模式建立之前走向衰敗。中國提倡合作共贏、平等互利，同世界各國分享自己的發展經驗和智慧。但西方世界仍然無法想象“不謀求霸權的外交”和“不犧牲他人的發展”，無視中國75年來和平發展取得的成就和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希望。

無論G7如何敵視中國，如何挑撥中國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友好關系，都已無法阻止“全球南方”集體性崛起的勢頭。需要清醒的是，我們對現狀的認識和思考本身，是在西方式現代化的框架內形成的。要超越這套體系，就必須在理論和方法上創新，為“全球南方”所追求的新發展模式賦予相應的概念和話語，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現和普及。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當務之急是創造新知識體系，開創不以剝削和搶奪霸權為前提的和平經濟模式與和平國際關系模式，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新的和平學研究理論。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Southern exposure"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