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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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新華通訊社前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照片拍攝于1997年。(龍安志供圖） |
雖然大雨持續了一整夜，但派對仍然持續到次日凌晨。那些還醒著的人們涌上街頭，他們手持中國國旗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越過邊境進駐位于香港中環的威爾士親王大廈。7月1日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接管該棟建筑物。
6月30日傍晚，我在添馬艦英軍總部東側露天廣場參加了英方舉辦的撤離香港告別儀式，在滂沱大雨中，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陪同英國查爾斯王儲到場。隨后，我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大屏幕上觀看了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俱樂部里擠滿了記者和商界領袖。次日上午，我受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從6月30日傍晚到7月1日上午，一夜之間我親眼見證了香港政權交接的方方面面。
大家都沉浸在香港回歸中國的激動與興奮之中，鮮少有人注意到國際外匯市場的異動，更不用說鄰近的泰國了。1997年7月1日，管理國際對沖基金的投機者對泰銖展開無情的狙擊。巧合的是，這恰好發生在香港回歸的當天，不過不同的是，盡管此前某些西方媒體酸言冷語不斷，但香港政權交接儀式順利舉行。為了支撐慘遭圍困的泰銖，泰國政府拿出外匯儲備投入國際市場回購泰銖。然而，由于國際對沖基金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這場惡戰以泰銖和泰國政府的崩塌收場。想象一下，投機者背后的力量該有多大才能讓他們可以調動足夠的資金來拖垮一國政府。而投機者的狙擊才剛剛開始。
在那時，香港人民很難把泰國金融崩潰與香港回歸中國聯系起來。兩地之間的金融、經濟和政治體系幾乎沒有共同之處。盡管如此，一種出奇一致的模式——投機者發起狙擊、政府出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在特定條件下伸手援助、社會動蕩、政府垮臺——將在接下來幾個月里在該地區蔓延開來。
港幣遭到狙擊，香港的形勢變得嚴峻起來。國際對沖基金來到香港門口，香港金融管理局時任總裁任志剛嚴辭警告投機者“炒港幣將會引火上身”。當時，香港的外匯儲備約為880億美元。不過，盡管香港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投機者仍然一再狙擊港幣。
大家不清楚這些投機者究竟想要干什么？是搞垮香港的金融體系，還是做空港幣然后拉人民幣下水？最猛烈的一輪狙擊發生在1997年9月，但港幣挺住了，中央政府發表聲明強調人民幣不會貶值、國家外匯儲備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堅實后盾，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民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決定政府入市對抗投機者，動用外匯儲備買回港幣、穩定市場。任志剛相信他一定會打贏這場硬仗。他為什么會如此自信？因為香港的背后是中國。
1998年3月22日，朱镕基總理就亞洲金融危機回答中外記者問，他當眾表態：“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基于某種原因，在特殊情況下請求援助，中央政府一定會全力支持維護香港金融穩定。” 知道中國央行站在自己的身后，這給予香港金融管理局信心。朱镕基總理很清楚，在國際資本市場，這種心理支持至關重要。這些經驗仍然適用于當今世界。
(編譯: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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