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在中國浙江省東極島上，一座紀念碑正式落成，銘刻著當地漁民在二戰中冒死營救英軍戰俘的壯舉。而遠在英格蘭中部的英國國家紀念園（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里，也靜靜矗立著一塊紀念碑——它們隔海相望，共同守護著中英兩國人民一段難忘的記憶。
踏入英國國家紀念園，我便置身于四百多座紀念碑之間：它們有的是浮雕、有的是塑像、還有的僅僅是一塊刻著名字的石碑，紀念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士兵與平民。
“每一座紀念碑背后都有一個故事，”園內一位志愿者問我。“你是在找哪一個？”
“‘里斯本丸’號，”我回答。
當他為我指路時，我不禁想起三年前剛到倫敦時接到的第一項采訪任務。那是一場關于日本太平洋戰爭中“里斯本丸”號的紀錄片放映會。“‘里斯本丸？’那是個什么東西？”我不禁問自己。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丸”似乎是個日語詞，這樣的搭配讓我一頭霧水。
通過查閱資料，這個陌生的名字為我揭開了一個被時間掩埋、地域阻隔的、悲愴而又英勇的故事。
“里斯本丸”號是一艘在二戰期間被日本軍方征用的貨船，用于將盟軍戰俘作為苦力運往日軍占領的亞太地區軍事基地。船上的環境極為惡劣——數以百計的戰俘被塞進貨艙，幾乎得不到足夠的食物、飲用水和衛生保障。
航行過程同樣充滿危險——由于這些船只沒有被明確標為非戰斗單位，經常遭到盟軍潛艇和飛機的誤炸。在二戰期間，有十幾艘此類船只被擊沉，“里斯本丸”號也未能幸免。1942年10月1日，塞滿了英軍戰俘的它，在從香港駛往日本的途中被美軍潛艇的魚雷誤擊后沉沒。
“里斯本丸”號沉沒前，不少戰俘一起突破了被日軍反鎖的船艙，跳入大海逃生，而守船的日軍用機槍掃射在水中掙扎的戰俘。在這危急時刻，附近浙江東極島的漁民們劃著小船趕來救人。最終中國漁民成功救起384名盟軍戰俘，但仍有828人喪生。
過去三年，在對這段歷史的報道過程中，這悲愴的一幕不時會在我腦海里閃現。在2022年那場紀錄片放映會上，我結識了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的女兒丹妮絲·維尼（Denise Wynne），也就是圖片中最左邊那位女士。她的父親莫利是船上1,816名戰俘中的少數幸存者之一，他于2021去世。
維尼告訴我，當年她的父親只有22歲，是英國皇家蘇格蘭兵團的一名軍樂手。他和其它戰俘一起跳海逃生，最終被東極島的漁民救起。
“是中國漁民改變了一切，”莫利在2019年的采訪中說。“日本人看見了中國漁民才停止射擊。也正是從那一刻起，我們才被陸續救上船。”
維尼告訴我，她父親的遺愿之一就是能為遇難者和那些勇敢的漁民立一座紀念碑。她說，英格蘭的國家紀念林園已建有一座紀念碑，若能在中國的東極島上再建一座“姊妹碑”，會讓她已逝的父親感到慰藉。
自那以后，我雖報道了許多其他新聞，但始終忘不了“里斯本丸”的故事。關注“里斯本丸”的人也時不時與我相交。我采訪了方勵導演，他花了八年時間拍攝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2023年，在紀錄片尚未公映前，方勵在倫敦為幸存者家屬舉行了一場特別的放映會。
方導演說：“這是段被遺忘的歷史，一開始我就是抱著進行‘搶救性采訪’的想法去記錄的。比如當年參與救人的中國漁民中唯一還健在的林阿根老人，我知道他的時候，他已經94歲了。當時外界所知的最后一位幸存老兵丹尼斯·莫利也已經98歲。我意識到，如果再不趕緊采訪，里斯本丸沉船的人證就要消失了。”
我還見到了英國退役少校布萊恩·芬奇（Brian Finch），多年來，他一直搜集“里斯本丸”的歷史資料，并作為幸存者家屬之間的主要聯系人，幫助方勵的團隊采訪溝通。“所有了解這個故事的人都會為之感動，”他說，“但英國大多數人并不知道這個故事。我們要做的，就是在國內外盡可能宣傳這段歷史，讓更多的人知曉。”
過去三年中國駐英使館多次舉辦活動，紀念這一事件。我有幸結識了許多其他幸存者的親屬。他們帶著配偶、孩子、孫輩來參加活動，共同講述屬于各自家庭的“里斯本丸”號記憶。
我見到了參與營救的漁民后代吳布偉，他的爺爺曾給他們講過當時海上救人的故事：“無論男女老少，全村都動員起來。他們劃著小漁船把英國士兵運上岸，還拿出家里僅有的食物分給戰俘們。”
我還采訪了歷史學家托尼·班漢姆（Tony Banham），他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采訪許多幸存者，是最早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之一，并于2006年出版了研究“里斯本丸”號的專著。
“很多戰爭片其實是美化了戰爭——飛機、大炮、爆炸，” 班漢姆說，“但戰爭不會在最后一顆子彈落地時就結束。它會一直持續，直到最后一位幸存者離世—— 戰爭，往往持續一生。”
今年5月，我讀到關于東極島紀念碑揭幕儀式的報道。維尼和其他“里斯本丸”號遇難者的家屬也出席了這場儀式。“建立紀念碑，是父親及其他英軍戰俘的共同心愿，”維尼接受采訪時說。“這樣能讓后人牢記先輩的犧牲以及施救者的英勇。”
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識到：是時候去憑吊“里斯本丸”號在英國的紀念碑了。
這一次，我帶上了自己的女兒。在去往英格蘭中部斯塔福德郡的路上，我把這個故事講給她聽。作為記者，我知道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講述故事——讓記憶不僅刻在石碑上，也鐫刻在人們心里。
（邢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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