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期日本在涉華問題上頻頻表現出兩面性，一邊釋放改善中日關系的信號，一邊卻在強化美日同盟，渲染對華負面認知。這種自相矛盾的背后，是日本認識到國際關系正處于歷史轉折期，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行將結束，因而出現了兩種關于“戰略機遇”的觀點：一種認為日本應填補美國留下的領導力真空，另一種主張日本融入多極化世界。兩種認知的競爭會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而反復，中日關系的機遇和挑戰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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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云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2025年2月7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就任后首次訪美，美日首腦會談后發表的聯合聲明在臺海、東海、南海等問題上點名批評中國，并稱要強化美日同盟的威懾力和對應力。
石破茂執政后，頻頻對改善中日關系釋放善意，多次表示希望盡快訪華。2024年11月，新上任不久的石破茂在利馬出席APEC會議期間與習近平主席進行了會見，雙方再次確認了構建戰略互惠關系的政治共識。2024年11月，日本國家安保局長秋葉剛男訪華，與王毅主任舉行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12月，日本外相巖屋毅訪華。站在中國角度來看，日本一方面想要積極改善中日關系，另一方面又在渲染對華負面認知上不遺余力，兩者南轅北轍，自相矛盾。
這種兩面性和矛盾性實際上在2024年版的日本《外交藍皮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該藍皮書時隔五年重新提出構建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定位，然而在對華認知和政策定位上延續了之前的表述，將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的最重大戰略挑戰”。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2024年4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也將日本防衛政策的重大轉變和中國作為“日本的最重大戰略挑戰”相聯系。這就引發了一個疑問：日本對華政策究竟將走向何處？中日關系改善究竟只是一個“小陽春”，還是具有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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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和矛盾性，本質上反映了國際關系處于大變局的背景下，日本處于兩種戰略方向相互競爭的關鍵節點，是戰略認知“漂流”的體現。
一個國家的戰略議程主要取決于“戰略認知”，而戰略認知的核心是觀察和分析國際關系的基本認知框架。二戰戰敗后，日本看待國際關系的基本認知框架根本性地受到美日同盟的塑造。追隨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美國，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成為日本外交的基本選擇。冷戰結束初期，日本曾經一度出現過走向多邊主義戰略選擇的討論，但很快便偃旗息鼓。21世紀初期，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展現出的強勢單邊主義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對于世界走向單極世界的戰略認知。甚至有些著名學者認為世界已經處于美帝國的統治下。
這種狀況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出現變化。2009年開始執政的奧巴馬提出“美國不再做世界警察”，這一言論常被日本看作單極世界走向結束和美國國際領導力衰落的論據。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以“美國優先”為基本理念，在對待盟友、自由貿易等方面展現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了日本的上述認知。2021年，拜登政府執政后，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退。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美國雖然對俄羅斯發起嚴厲的經濟制裁，但沒有贏得全球普遍支持。2023年以色列和哈馬斯沖突再起，意味著美國在中東影響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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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看來，國際關系正在經歷根本性的巨變。日本近年來的外交文件中多次使用“國際關系處于歷史性轉折期”的說法，并頻繁提及“全球南方”的重要性，也說明日本正站在一個關鍵節點，戰后長期主導日本戰略認知的“美國單極世界”和“美國中心”思維正開始發生轉變。而這個戰略認知大轉變中的重要焦點就是對華關系。面對歷史性變局，日本出現了兩種“戰略機遇論”。
第一種理論是日本可以填補美國在亞洲地區留下的國際領導力真空。在他們看來，美國雖然將中國定位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但美國國內政治分裂，對外干預意愿不足，同時美國在歐洲、中東和亞洲三個主要地區面臨可能“三面作戰”的巨大戰略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以美日同盟為基礎，加強和鞏固美日韓、美日菲、美日印澳等小多邊安保機制建設，可以實現在亞洲海上建構以美日“雙軸心”為基盤的安全架構，不僅可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不對等感，而且可以增強日本在地區事務中的存在感和領導力。
這種戰略邏輯需要以所謂的“中國挑戰”甚至“威脅”作為借口來合法化，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會看到日本近年來多次在國內和國際場合渲染對華負面認知。這種思維的短板在于，要將寶貴的資源大規模投入到軍事領域，這對于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日本來說，持續性值得質疑。與此同時，對華強硬對于拓展日本的戰略空間只能起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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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理論是日本應融入多極化大世界。在他們看來，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民主楷模，也不再是一個自由經濟領頭羊，更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盟主”，這“三個不”的認知背后是對美國的信心和可靠性的懷疑。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的集體性崛起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主導國際秩序的時代正在結束，國際關系正在日益走向多極化。日本和歐洲發達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經濟和技術競爭力的下降，以人工智能 (AI) 為例，DeepSeek的出現意味著美國主導的高技術霸權遭到削弱，而且不排除其他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開發出新的AI技術。這種技術創新的多極化對于日本企業來說也是重新參與高科技產業鏈重組和建設的重大機遇。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曾于上世紀70年代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石破茂則效仿田中，提出“令和日本列島改造計劃”，著力實現地方振興和經濟發展。要進行國內改革和發展，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周邊環境至關重要，其中穩定對華關系更是關鍵。回想當年，正是田中角榮訪華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外，日本想要拓展對外關系和經濟合作空間，發展“全球南方”外交也離不開對華關系，因為中國在任何一個“全球南方”架構中都深度參與并且扮演重要角色。
在日本戰略認知轉型的關鍵時期，上述兩種認知的競爭會不斷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而出現反復。中日關系的機遇和挑戰并存，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日應繼續加強包括戰略對話在內的各層級溝通，不斷尋找建立契合新時代中日關系的認知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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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文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中文版標題為 "Horns of a dilemma"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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