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金融科技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動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方面成效顯著。面對監管碎片化、數據主權限制、技術和基礎設施短板、地緣政治摩擦以及本土競爭等挑戰，中國和“一帶一路”伙伴國需在政府、企業和制度層面加強協同，推動建立更加協調、包容的金融科技合作框架，促進企業實現本地化運營。通過上述路徑，金融科技有望助力“數字絲綢之路”愿景的實現，讓創新成果真正惠及廣大民眾。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進入第二個十年，金融科技正逐漸演變為一股深刻的變革力量，有望重塑伙伴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推進金融普惠。在倡議的早期階段，金融科技已通過區塊鏈貿易融資、數字支付、跨境數字借貸等創新工具，為促進“一帶一路”的“五通”目標——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做出了積極貢獻。當前，東南亞已成為數字創新的重要“試驗田”，金融科技在該地區的潛力尤為突出。然而，盡管金融科技為區域可持續增長和一體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諸多關鍵挑戰，亟需從戰略層面上系統應對。

首先，中國金融科技在東南亞面臨的最直接挑戰是監管環境碎片化。在地區各國中，新加坡積極倡導開放創新，而印尼、越南等其他國家則采取了更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如強制要求設立合資企業、甚至必須由當地企業控股。這種政策差異導致標準和規章制度不兼容，企業需不斷調整合規策略，帶來時間和資源的雙重消耗。

其次，區域國家對數據主權的高度重視加劇了運營復雜性。印尼和泰國等國對本地數據存儲提出了嚴格要求，迫使中國平臺將基礎設施本地化，并重構后端系統。盡管這些規定基于隱私和國家安全考慮，具有正當性，但客觀上顯著提升了運營成本，并加大了跨境系統互操作的技術難度。

第三，基礎設施與技術能力的不均衡仍是重要制約因素。東南亞部分農村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薄弱，限制了移動金融的覆蓋與普及。當地金融科技生態系統雖活躍，但整體技術積累不足，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尚不健全，人才供給渠道有限，難以實現自主發展。這種不對稱加劇了對外國平臺的依賴，扼殺了自主創新。例如，在緬甸和老撾，移動網絡穩定性差，智能終端普及率不高，顯著制約了移動支付和數字銀行服務的拓展，形成城市與鄉村間“數字鴻溝”。

第四，地緣政治摩擦加劇了行業不確定性。大國博弈產生的戰略緊張局勢正日益蔓延到數字領域，令中國科技平臺面臨更嚴苛的審查與制衡。應用程序禁令、對跨境數字貨幣項目的審查以及基于國家安全的審慎態度，構建了一個難以預測的監管環境。在此背景下，中美金融科技企業在東南亞的競爭日趨激烈。盡管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取得顯著進展，貝寶（PayPal）和Stripe等西方平臺也在加快擴張，憑借其符合當地監管偏好的產品架構，在菲律賓和越南等市場展現出較強吸引力。

第五，本地市場競爭日益激烈。Grab Financial、GCash和Sea Group旗下的Shopee-Pay等本土金融科技巨頭發展迅速，提供高黏性的用戶體驗和高度本地化的服務。這些平臺通常與網約車或電子商務系統進行生態整合，擁有強大的品牌忠誠度和龐大的用戶基礎。與此同時，印度、中東和歐洲的新型銀行也紛紛進入該地區，爭奪市場份額。面對這一趨勢，中國企業亟需深化本地化策略，并在服務模式、技術能力與用戶運營上形成差異化優勢，以在趨于飽和的市場中突圍而出。

最后，信任問題不可忽視。金融科技不僅僅事關系統和軟件——它最終是要由人來使用的。在金融知識參差不齊、文化規范千差萬別的市場中，一個產品的被接受程度不僅取決于其功能優劣，更需兼顧品牌信譽、文化敏感性和本地耕耘的深度。例如，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符合伊斯蘭教義的金融模式是用戶信任的重要前提。中國企業應積極調整產品設計與運營邏輯，使其符合伊斯蘭金融原則，從而在這類文化敏感度較高的市場中建立信譽基礎，培養可持續的用戶關系。

要將當前面臨的挑戰轉化為深化區域合作的催化劑，需從以下三個層面系統推進：

一是在政府層面加強數字外交，推動制度性合作機制建設。中國應積極發揮引領作用，推動東盟建立協調性更強、包容性更高的區域金融科技合作框架。具體可通過設立高層政策對話平臺和監管協調機制，重點關注電子身份驗證、跨境數據治理、數字支付互操作性和央行數字貨幣等關鍵議題。現有合作機制已為協調區域數字發展重點、提升制度間互信奠定了初步基礎。未來，中國還可以在伙伴國數字能力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例如，通過政府主導或公私合營(PPP)模式投資于寬帶基礎設施、數字素養提升項目和本地云計算體系，不僅有助于降低數字服務提供商的準入門檻，還有助于強化合作國對中國作為長期戰略伙伴的信任與依賴。

二是在企業層面深化本地融合與責任導向發展。中國金融科技企業亟需將深度本地化作為發展戰略核心。這不僅涉及用戶界面和語言適配，更涵蓋股權結構調整、合規機制重構及財務模式再設計。在數據監管嚴格的國家，企業亦可探索去中心化的系統架構，使用戶具備更強的數據自主權。在此過程中，頭部企業如螞蟻集團、騰訊、京東等，不應僅僅輸出技術平臺，更應通過投資本地研發中心、構建開發者生態系統等方式，融入東南亞數字經濟生態。人才培養、創業孵化、與本土企業聯合開發品牌與服務，有助于企業從“外來者”身份轉型為本地數字生態系統的建設者與貢獻者。

同時，企業還需加強社會責任意識，將金融科技發展與包容性增長相結合。螞蟻國際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推出的“10x1000 Tech for Inclusion”計劃表明，金融科技不僅可以服務于市場目標，還可以服務于更廣泛的社會和環境目標。此類舉措不僅有助于塑造企業形象，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抓手。

三是在制度層面創新數字投融資機制，構建可持續發展金融生態。中國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可在推動包容性數字經濟投資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將優惠貸款與數字基礎設施融資相結合，探索“混合融資”模式，有助于分散政府和私營部門投資風險，提升資本效率。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等機構可在“一帶一路”旗艦基礎設施項目中試點“金融科技示范區”，將數字支付系統、電子人民幣結算機制和基于區塊鏈的供應鏈金融嵌入港口、物流園區和工業走廊，提升投資透明度、韌性與整體治理水平。

展望未來，金融科技在“一帶一路”合作中的角色既是發展機遇，也是一種結構性責任。若能兼顧技術部署與文化敏感性、效率提升與包容性目標，金融科技有望為跨境投資賦能，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夯實全球經濟數字化融合的基礎。

“一帶一路”的下一篇章將不僅依賴于傳統的鋼筋水泥建設，更將在區塊鏈編碼、人工智能算法護航下，借助跨國協作與跨文化對話的數字鏈接，構建一個更加智能、綠色與共贏的合作范式。在戰略遠見與合作精神的雙重驅動下，“數字絲綢之路”有望成為一個包容、公正、可持續的全球數字合作典范，使技術創新成果真正惠及大眾，不讓任何國家或地區掉隊。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Transformative force"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