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西方的全球霸權地位源于其有組織的暴力活動，而非文化或意識形態“優勢”。二戰后美國主導設計的國際秩序確保了美國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全球領導力，讓美國能夠通過不斷對外擴張來獲取利益，轉移國內矛盾。但近年來隨著“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國的崛起，這種模式難以為繼。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可能引發美國政策重點向內轉移，掀起新一輪“美國優先”。各國應做好迎接顛覆性挑戰的準備。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李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教授
丹麥奧爾堡大學國際關系兼職教授
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影響，然而對它的批評也不絕于耳。有人認為書中的觀點以偏概全，提出的一些假設也存在爭議，再加上如今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文化聯系日益緊密，這些都對亨廷頓當年在書中預想的未來是否必然到來提出了疑問。
這本書中有一個經常被忽視但十分關鍵的論點——亨廷頓寫道：“西方贏得世界，并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勢，而是通過其運用有組織暴力方面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個事實，但非西方人士卻從未忘記。”這句話可以用來加深人們對美國霸權歷史的理解。
亨廷頓強調，近現代以來，西方的全球主導地位并非源于任何內在的文化或道德優勢，而是源于其對軍事技術、戰略和國家組織駕輕就熟。這使歐洲列強得以在廣闊的領土上開展殖民統治，運用策略擊敗對手，主宰全球貿易和資源分配。技術進步，特別是在有組織的戰爭中方面的技術進步——比如火器、海軍和后來的空軍——對于建立和維持西方在全球舞臺上的霸權至關重要。
從歷史上看，西方的主導地位植根于有組織的暴力，而不是文化或意識形態優勢。這一事實令“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是西方獲得全球影響力的主要驅動力”的說法不攻自破。亨廷頓的觀點解釋了為什么美西方主導的全球軍事聯盟，如北約、五眼聯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Quad)，以及美國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對烏克蘭、中東和阿富汗的武力干預，還有對中國的打壓遏制，都是美國地緣政治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美國“把有組織的暴力作為其外交政策工具的內外部層面”之間的聯系中。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當前國際秩序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讓美國在經濟、貿易、安全，以及文化領導力、規范制定力和價值投射力方面擁有霸權并永久持續。這一秩序的根本目標不言而喻，那就是已故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所說的：“我們擁有世界上50%的財富，但只有6.3%的人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不成為嫉妒和怨恨的對象。在今后一段時期，我們的真正任務是設計一種關系模式，讓我們能夠保持這種地位差距。我們應該停止討論那些模糊和不現實的目標，如人權、提高生活水平和民主化。我們必須用更直接的強權概念來處理問題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到那時，我們受理想主義口號的束縛越少越好?！?/p>
凱南的坦率言論表明，冷戰期間美國外交政策的戰略目標，與其說是針對“共產主義威脅”展開意識形態斗爭，不如說是美國在主導“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同時，在其中夾帶了“私貨”，為自己額外設置了一種“獎勵機制”。這一機制旨在維持國際體系中巨大的經濟和政治不平等，確保全球財富差距持續給美國帶來巨大的特權。更重要的是，美國一方面使其國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國防體系與帝國主義武裝擴張的外部需求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確保其全球戰略反過來有助于加強其國內的權力結構，這一“內”一“外”互為因果，相互支撐。
普利策獎得主、歷史學家格雷格·格蘭丁指出：“與其他危機頻發、階級沖突不斷的國家相比，美國之所以與眾不同，原因之一是它長期享有現代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企及的優勢，那就是不斷、無休止地向外輸出的能力?！?/p>
格雷格的觀察準確地抓住了重點：美國追求無休止的擴張——無論是通過軍事手段還是市場手段——有助于緩解國內緊張局勢，加強制度韌性。
圖片來源：新華社
了解美國在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帝國主義擴張與其國內穩定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美國如何把自己打造成“美國夢”和“美國例外論”的化身，并在全球范圍內長期維持這一身份。
帝國主義擴張為美國的經濟盈余創造了外部出口，培養了意識形態凝聚力，促進了國內社會穩定和民主，維護了美國作為一個獨特的、雄心勃勃的全球大國的形象。這讓美國看到，軍事干預和帝國主義擴張有助于維持內部穩定，并且可以讓自己獲得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保持霸權地位。也就是說對外武力擴張與維持這種“獎勵機制”之間形成了一種“正循環”。
2016年“特朗普主義”的崛起應被視為美式帝國主義式微的信號。帝國主義擴張和干涉主義外交政策一度有助于化解國內矛盾，但自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和金融危機以來，這些政策一直在退卻?，F在，新興大國和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全球南方”集體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全面崛起，以及烏克蘭危機，給美國帶來了多方面挑戰，過去那種把國內矛盾向外部轉移的做法終于到了“算總賬”的時候。換句話說，作為帝國“安全閥”的“內病外治”模式已經漏洞百出?，F在美國已無能力繼續長期維持對外擴張勢頭，這就放大了國內危機，加劇了系統性不平等和政治衰敗。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如果說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勝選象征著美式帝國主義過度擴張及其對國內政治的影響正出現衰退，那么問題來了：隨著美國通過向外投射力量來轉嫁國內矛盾的能力減弱，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是否預示著一場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危機，導致一種更加內向的“美國優先主義”？
預計特朗普新政府將重塑美國外交政策，導致大國競爭加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力減弱，新保守軍國主義退卻。這種轉變可能導致兩種截然相反的思潮復興：一種是國際主義和例外論，另一種是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未來的美國將可能在這兩種思維模式之間反復橫跳。此外，有人認為，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代表了一種新的批判性反思，即僅靠帝國主義的“有組織暴力”無法確保美國繼續維持全球主導地位。
在這種新背景下，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必須為國際秩序的轉變做好準備，在新的秩序下，對外有組織暴力的霸權優勢不再是全球主導地位的基礎。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An exhausted empire"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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