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歲月流轉，我們生活的世界看似一成不變，實則卻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尤其是當下，世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局。這不僅是變革的時代，更是時代的變革。人口結構演變、經濟格局重塑、科技飛速進步，當然，還有政治環境的變化，共同促成了這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但我們也因此面臨著一個嚴峻問題：這場劃時代的變革是否正引領我們走向正確的方向，又是否能助力經濟的繁榮發展？

全球人口從1950年的25億左右激增至現今的約81億，且以每年約7600萬的速度持續增長。然而問題是，大多數新生兒出生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那里的落后條件難以支撐他們追求體面生活的需求；與此同時，一些高度發達國家的人口甚至出現了負增長，以至于不得不依賴大量移民涌入。雖然世界平均生育率為2.3，但各國情況迥異：尼日爾的生育率高達6.73，韓國則低至0.79。所以說，人口問題的核心并非總量多，而是不均衡：一些地方出現了明顯過剩，另一些地方則嚴重短缺，不足以支撐當地經濟發展。這種失衡預計將引發更大規模的跨國人口流動，加劇相關國家之間的關系緊張。

個別國家，尤其是大國的人口動態變化會給國際關系帶來更加顯著的影響。由于人口增長率攀升、預期壽命顯著延長，全球人口結構經歷了根本性轉變。1950年，中國人口為5.42億，美國人口為1.48億，人口比例約為11:3；如今，中國人口激增至14.25億，美國則為3.42億，人口比例達到4:1。與此同時，印度人口也從3.57億躍升至14.4億。聯合國的預測進一步揭示了未來趨勢：到2050年，歐洲和北美的人口預計將維持在當前水平，總計約11.25億，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預計將翻倍，從目前的約11.5億增至21億。

人口結構嚴重失衡還表現為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速度存在差異，這將日益深刻地影響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格局，注入更多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盡管越來越多的人渴望從所謂的“全球南方”國家移民至更發達的地區，但富裕的全球北方國家在接納移民時卻相當審慎，往往只愿意接納那些能夠滿足其經濟需求的移民，如廉價勞動力、能填補工業和服務業中技術人才缺口的專業人士。對于這些發達國家而言，除非涉及到人道主義目的，否則其移民政策只會以自身經濟利益為主導。

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新興國家能繼續保持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的發展勢頭，持續改善當地生活條件，以此來減少移民傾向。

總體來看，新興經濟體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顯著超越了富裕國家。許多富裕國家之所以富裕，靠的正是昔日殖民掠奪，以犧牲前者為代價才得以發家致富。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澎湃，昔日的殖民者找到了新的“收割”世界的工具，那就是自由化和全球大市場。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實踐，即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來增加少數人的財富。

現在，我們希望全球化能夠開啟新時代，變得更加包容，然而如果政治全球化的步伐繼續滯后于經濟全球化，這一愿景將淪為一紙空談。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2024年全球GDP增長率為3.1%，其中高度發達經濟體增長率為1.5%，緊隨其后的是一批正在高速發展，試圖縮小落后差距的經濟體，增長率為4.1%。按現價計算，2023年發達經濟體的國民總收入為61萬億美元，后者則為43.5萬億美元。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仍將這些經濟體稱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但我更傾向于稱它們為“自主經濟體”，因為它們正努力在地緣經濟博弈中尋求更有利的地位。

顯然，長期趨勢遠比單一年份的數值變化重要。如果我們從更長遠的角度審視這一趨勢，可以發現其對“自主經濟體”極為有利。“自主經濟體”的增長勢頭目前超越了富裕國家，且預計將持續至2030年。因此，一方面，富裕國家與其他緊隨其后的國家之間的平均收入差距有望逐漸縮小；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的重心也將逐漸向全球南方國家傾斜。越來越多的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的國家將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傳統強國的影響力或將逐步減弱。

1990年，全球經濟版圖由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即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主導，G7在當時的全球GDP總量中占據了高達60.3%的份額，其中僅美國就獨占27.3%；相比之下，當時的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也就是后來的“金磚國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僅為10.7%，其中中國僅占2.9%。然而到了2023年，G7在全球GDP總量中的份額下降至42.2%（其中美國占23%），而金磚五國的份額則顯著上升至26.3%（其中中國占18.5%），G7和金磚國家占全球GDP份額之比從當年的6:1顯著縮減至1.6:1，這預示著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大轉變。

全球人均收入確實在增長，但遺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區都在均衡地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收入分類，目前全球共有26個低收入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135美元或以下）、54個中低收入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136美元至4465美元之間）、54個中高收入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在4466美元至13845美元之間）和83個高收入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3846美元或以上）。倘若地緣政治更有利于經濟發展，這些國家的收入，尤其是“自主經濟體”的收入可能還要高得多。

地緣政治的力量不容小覷，它既能成為助力發展的“推進器”，也能成為阻礙進步的“絆腳石”。它有時可以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利于經濟發展，如歐盟的成立、《美墨加協定》的簽署；有時可能導致供應鏈、生產鏈和貿易鏈的中斷，從而阻礙發展。問題的關鍵在于，地緣政治遵循的原則與理性經濟活動的原則是否相悖——如果相悖，那么即便地理位置相近的經濟體，也可能因為地緣政治分歧而站上對立面，正如美國與古巴、印度與巴基斯坦、波蘭與白俄羅斯；而地理上相隔遙遠的國家，反而可能因為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而結成盟友，就像日本與美國。

為了確保當前地緣政治的演變能夠促進而非阻礙發展，確保全球化盡量朝著更加包容、共贏的方向發展，我們必須付出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