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多年，中國農村經濟實現了較快轉型，顯著提高了農村居民收入。然而，在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斷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間和農村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確保廣大農民收入更快增長是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關鍵，但農民增收還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高值農業發展面臨新挑戰，農村經濟轉型在農業內部的轉型速度近期出現減緩的局面。農民在發展高值農業上不但面臨市場風險，現在還面臨政策風險。2020年11月中央關于治理耕地“非糧化”的通知，是既要保障糧食安全也要確保其他農產品的穩定供給。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進一步地提出“耕地主要用于糧食和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等農產品及飼草飼料生產”。但在實施過程中常常出現“一刀切”現象，把原來政府為促進農民增收與減貧而支持農民發展特色高效的高值農業的耕地恢復糧食生產，嚴重影響了各地農民增收和情緒。

第二，在世界經濟復蘇脆弱等新形勢下，近期國內經濟增速下滑壓力加大，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增速已出現減緩局面。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中國農民工數量增速從2016年的1.5%下降到2018年的0.6%。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農民工總量（28560萬）較2019年又減少了517萬人，下降1.8%。從行業看，2020年從事制造業、建筑業和住宿餐飲業的農民工占比分別為27.3%、18.3%和6.5%，較2019年分別下降0.4、0.1和0.4個百分點。2021年雖然國內經濟出現8.1%的恢復性增長，但2022年以來的俄烏沖突使世界經濟復蘇更加脆弱。在新形勢下，國內經濟增長下滑壓力加大，增加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前景具有不確定性。

第三，未來在各行各業都在推進“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增加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和大幅減少農業勞動力將面臨巨大挑戰。從2020-2050年的30年內，農業勞動力還需減少1.45億左右，年均減少數量幾乎同過去幾十年相當。隨著經濟發展和工資增長，為降低工業和服務業勞動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十四五”規劃也提出促進“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

未來工業化過程必然伴隨著自動化的過程，全社會就業增長的壓力將與日俱增。相比早期農村存在大量富余勞動力，經濟與新增就業保持高位增長的情況，未來30年要大規模地減少農業勞動力將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對此，未來農村經濟轉型與農民增收應完善政策保障。

第一，加快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除個別特大城市外，進一步放開大中小城市的準入門檻，加快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實現農村居民進城工作和定居的市民化；促進縣域農村的城鎮化發展，給予農村勞動力更多創業就業的發展機會和增收渠道。

第二，構建大農小農共同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推進種植業向“二八格局”（即20%的大農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80%的小農生產高值農產品）轉型。建立專門支持大農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生產的政策支持體系，通過創新土地制度促進家庭農場規模擴大和發展，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和農業信息化服務與應用，探索大戶農業生產資料信貸支持體制機制，完善糧食生產和收入保險等種糧收益保障體系。建立專門支持小農發展高值農業的政策支持體系，創造穩定支持小農發展高值農業的政策環境，發展設施農業的信貸業務，支持小農組建營銷合作社，發展全產業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通過生物技術與數字技術不斷升級高值農業發展業態，通過區塊鏈等技術促進地方特色品牌建設，幫助小農發展高值農產品的電商和延伸產品價值鏈，實現更大幅度的增收。

第三，建立適應種植業向“二八格局”轉變的制度保障體系。促進土地制度創新，提升土地流轉平臺功能，穩步推進規模化經營的大農和小農生產分工；出臺農業教育與農民教育培訓的法律法規，探索支持大農和小農共同發展的科技創新和人才培育體系，促進農村人才振興。

總之，未來應加快城鎮化速度以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為大量減少農業勞動力和實現勞動生產率在農業與非農部門的趨同創造有利條件，實現農民與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趨同。在保障口糧絕對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給的條件下，加快以高值農業發展和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村經濟轉型。養殖業應通過規模化與現代化提升勞動生產率，并率先消除工農收入差距，種植業逐漸向大農和小農生產分工的“二八格局”轉變：大農主要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并通過耕地規模擴大和種糧收益保障機制實現增收；小農主要發展高值農業，并通過價值鏈延伸和政策支持實現增收，最終實現大農小農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