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于中西制度優越性之辯，“挺華派”緣何勝出

中國的和平崛起引發了世界格局的變化，美國和西方制度的優越性越來越被人們質疑。中美體制究竟孰優孰劣？獲得更多認可的制度是否會取代其他制度？美國學術圈對此開始了研判。

4月5日，一場關于中西體制比較的辯論在美國麻省劍橋鎮（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舉辦，辯論的主題是：在社會穩定、繁榮和自由方面，中國治理模式是否優越于歐美治理模式？辯論中，法國企業家、推特意見領袖阿諾德?貝特朗（Arnaud Betrand）舌戰德國“獨立研究者”鄭國恩（Adrian Zenz）。據說，這場辯論是長期以抹黑中國新疆為己任、以“中國觀察家”自居的鄭國恩首次接受公開辯論。

主辦方美國院際研究協會（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在這場辯論的介紹詞中說：“隨著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美西方的‘制度優越性’正在遭受挑戰，被越來越多人質疑。鑒于中西兩種制度的系統性對立在日漸增長，我們必須要發問，到底哪一種制度能給世界和人類塑造更美好的未來。”一場關于中國的辯論中沒有中國辯手的參與不免有些遺憾，但似乎名不見經傳的貝特朗在推特平臺卻是公認的中國通。雖然貝特朗已在推特上力挺要客觀看待中國的觀點有一段時間了，但當下的美國學術界愿意來傾聽他的觀點，卻實屬前所未有。

作為新一代的中國觀察家，貝特朗在中國生活了七年，對中國和中國人有著深入了解。目前，貝特朗在推特有十萬多粉絲，他經常第一時間就中國相關的話題發出接地氣的深度評論，在海外受到大量網民的關注和認可。貝特朗自述是“中醫粉”，對中醫的熱愛引發了他對中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幫助他把中國的大事小事，國事家事深入而全面地介紹給國際社會，尤其是那些對中國感興趣的人群，為他們提供詳盡的中國文化和歷史背景。

聽到貝特朗受邀參加辯論的消息，正在紐約從事學術研究的前馬來西亞政府官員彭潤年（John Pang）感到有些意外。在他看來，貝特朗“挺中”的觀點似乎不可能在當下的美國學術界找到發聲的舞臺。

“我開了三個小時的車專程趕到現場去聽這場辯論，當時的想法是‘難以置信，他們確定要讓阿諾德?貝特朗這樣的挺華人士來講？’事實上，阿諾德確實獲得了認真的傾聽和應有的尊重，而且，現場投票結果顯示他贏了這場辯論。”在4月18日《北京周報》舉辦的一場針對該辯論的研討中，彭潤年如是說。

這位來自馬來西亞的資深學者早已看厭了西方高舉的人權旗幟，在他看來，實實在在為人民謀幸福才是踐行人權的應有路徑。他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非常認同，不斷在海外的意見平臺拆穿那些制造出來的“中國謊言”。

“來觀戰的這個群體非比尋常，值得深思。在反對中國的政治宣傳如此盛行的背景下，人們還愿意傾聽力挺中國的聲音，實在是讓人振奮。”彭潤年說。

“這場辯論能夠舉辦就足以讓人感到震撼了。在當下的美國，能讓支持中國立場的代表參與辯論更是罕見，更別說和鄭國恩‘同臺競技’了。”哈佛大學憲法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魏安真（Adrian Vermeule）對《北京周報》說，他也參與了這場由中國國家媒體舉辦的線上研討。

“目前，有一個浪頭正在起勢，雖然很小但確實存在，尤其是在美國右翼當中，有一些人愿意傾聽中國觀點。”魏安真說。

一場不同頻的辯論

辯論開始，貝特朗先發言。他首先做了一個聲明，雖然此次辯論意在對比中美制度，但實際上，他認為政治體制無法拿來做普遍性比較，因為每一種體制都是從本國自己獨特的歷史、經濟以及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只適用于本國人民。但是在辯論的框架下，他還是在不同領域進行了對比。通過引用豐富的國際調研數據和他個人的經驗體會，對中國在自由、穩定和繁榮幾個方面的表現逐一進行了說明。（貝特朗的演講全文摘編）

而他的辯論對手鄭國恩，原本觀眾給予他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闡述美國治理體系和價值觀的優越性，他卻全程都在空洞的貶低共產主義，唱衰中國政府，完全文不對題。

“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他對中國一連串的抱怨上，引用的也只有他自己寫的報告或者他本人在西方媒體上發表的報道。全程就是‘中國不好，因為……’類似的內容，但這并不是辯論的主題。”貝特朗對《北京周報》說。

彭潤年也有同樣的感受，不過他絲毫不覺得意外。“鄭國恩的論據不過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反華陳詞濫調。這些論據和觀點在那些所謂的‘中國觀察家’的圈子里隨處可見，屬于萬能公式。任何時間，任何場合都能拿來套用，是一套標準化的論證方式。”彭潤年解釋說。

而讓貝特朗和在場觀眾進一步大跌眼鏡的是鄭國恩所持的觀點有時候甚至和辯論賦予他的立場互相矛盾。

貝特朗回憶說：“辯論結束后，不少觀眾跟我提到鄭國恩根本沒有為己方立場進行辯護。理論上他應該去解釋美國和歐洲國家的體制是如何更多造福本國人民的，但在辯論中這些議題他甚至都沒有觸及到。”

在僅有的幾個瞬間，鄭國恩曾試圖去為西方的治理體系做辯護，卻因為話語前后不一，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比如他說：“現在的美國，其體制的韌性正在消失，因此它可能并不是自由民主最好的例子。”

在魏安真看來：“鄭國恩并沒有給出任何美國或者西歐體制方面的對比，或許他也意識到了，至少在2023年，這個話題并不是他能駕馭的。”

鄭國恩的背后推手

鄭國恩這樣一位學術水平有限、備受質疑的非正式學者卻總能獲得如此多的發聲機會，頻頻參與國際社會的嚴肅議題，不免讓人質疑到底是什么力量在為他鋪路架橋。彭潤年說，雖然鄭國恩的觀點和水平或許為嚴謹的學術圈所不齒，但卻的的確確影響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我不確定他的研究是否獲得了美國學術界的正視，但在另一個群體中……一個有關國家安全、中國敘事的圈子里，他顯然得到了重用。”

貝特朗補充說：“別忘了他所就職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就是通過1993年的美國國會法案而設立的。也就是說，他服務于美國政府，為政府生產出看似獨立的調研，使其成為對中國采取敵對行動的所謂 ‘正當理由’。”

對此，魏安真給出了更多的背景。他再次提到了彭潤年提到的那個圈子，認為他們推進著一項特殊的項目，目的在于把某種特定的模式強加給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和人民。

“這場阿諾德參與的辯論提供了一個發出不同聲音的平臺，得益于美國目前正在興起的新右翼運動，這是一群對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的民主人權項目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們質疑現有的自由主義，不認同把一種模式強加于世界上的每個社會群體的必要性。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模式值得學習。”魏安真說。

“我想強調一下，這里用‘新右翼’的表述也許不那么恰當，因為用‘新右翼’和‘舊左翼’定義他們區別不大。他們實際上是屬于一種對福利社會狀態有很高期盼的人群，對自由帝國主義和現行的外交政策持懷疑態度，類似于英國或者美國在三十年代的左翼觀點。雖然過去幾十年在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沖擊下這種舊觀點曾經式微，但這個思潮近來在美國公共空間再次開始出現并開始回歸。”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美國‘新右翼’的發展為美國學術界內部爭論創造了新的空間，讓我精神為之一振。”魏安真說。

魏安真的研究聚焦于行政法、行政國家、制度設計與憲法理論，同時對立法學、國家安全法亦有所涉獵。2022年初，魏安真出版了他的新書《大同立憲主義》，書中回顧了西方傳統法律經典中所定義的公眾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和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了對應。

“傳統的認知鼓勵人們應該尊重文化差異，而不像目前，在說著自由民主的話，卻干著帝國主義的事，并且習以為常。”魏安真在之前一次采訪中對《北京周報》說。

“一個嚴肅的，真誠的知識分子，應該盡量保持中立，然后告訴自己‘摘下有色眼鏡，讓事實和數據講話。’”貝特朗說。

在通往真相的路上 ，一次辯論也許改變不了什么，但它已經為那些意識到美國主流對中國的認知并不準確的人們，那些相信事實勝于雄辯的人們，打開了一扇窗。

（《北京周報》記者 李芳芳 責編：丁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