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過去50年來，亞洲的經濟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人口紅利以及總體和平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健全的經濟政策和有效的制度手段。通過務實改革，亞洲經濟體整體上實現了持續的快速增長。未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經濟體的跨越更具挑戰性，要求廣大亞洲發展中國家轉變增長模式，實現創新發展。
作者：莊巨忠
國際金融論壇聯席首席經濟學家
亞洲開發銀行原副首席經濟學家
盡管新冠疫情給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社會帶來了破壞性影響，但這掩蓋不了近半個世紀以來該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上世紀60年代，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僅為330美元（以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當時的亞洲，貧困是普遍現象，難以養活龐大且不斷增長的人口。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典經濟學家綱納·繆爾達爾在其1968年出版的《亞洲的戲劇》一書中，將亞洲描繪為“經濟停滯之地”，指出這里發展和趕超的前景渺茫。
然而，在半個世紀后的今天，亞洲的發展遠遠超出了繆爾達爾當時的想象。亞洲現在已經是全球制造業的中心，擁有多樣化的出口產品、不斷增長的創新能力、蓬勃發展的城市，以及不斷壯大的熟練勞動力和中產階級。2021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已達到5500美元（按不變價美元計算)，是上世紀60年代初的近17倍，而同期全球人均GDP僅增長了兩倍。無論是在經濟增長、結構轉型、減貧還是改善健康和教育方面，亞洲在通往繁榮的道路上取得了遠超預期的成就，盡管各國之間仍存在較大差異。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亞洲的崛起？
半個世紀以來，雖然有少數國家遭受戰亂之苦，但亞洲總體保持了和平與穩定。而這帶來了亞洲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上升，即“人口紅利”。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為亞洲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使該地區從技術進步和全球化進程中受益匪淺。此外，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收斂”過程（即由于發達程度較低的經濟體通常發展速度較快，因此各經濟體的發展水平最終趨向于接近的過程）也提供了快速增長的機會。
然而，僅靠和平穩定、人口紅利和良好的外部環境，也不一定能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亞洲開發銀行最近出版的《亞洲繁榮之路：50年政策、市場和科技發展的回顧》一書指出，過去50年亞洲經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健全的經濟政策和有效的制度手段。
該書認為，亞洲成功的背后，還包括務實的政策改革實施方案、從自身和其他國家的成敗中汲取經驗教訓的能力，由目光長遠的領導人倡導并得到全社會支持的明確發展目標，以及高效官僚機構支持的強大執行能力。
盡管各國在政策組合和實施時間上有所不同，在發展的過程中偶爾也會出現挫折和反復，但成功的亞洲經濟體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采取了助力經濟持續增長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依靠市場機制和私營企業驅動增長，同時通過政府干預積極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推動制造業發展，同時促進農業現代化和發展服務業；鼓勵國內儲蓄和資本積累；支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構建人力資本；執行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投資基礎設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社會包容和性別平等；積極同發展伙伴開展交流，促進區域合作。
一些學者指出，亞洲的發展成就和所謂的“發展型政府模式”有關，認為亞洲地區的經濟繁榮應歸功于政府干預。然而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亞洲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到，許多經濟體的起飛與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密不可分，無論是60年代的“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還是70年代的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抑或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越南和印度，都是如此。當這些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驅動時，當地經濟增長便開始加速。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亞洲國家采取了更為循序漸進和務實的改革措施，先進行小范圍試點，而后全面推廣，在確定具體的改革措施先后順序方面也很慎重。例如，亞洲經濟體普遍認識到，資本賬戶自由化應以國內金融部門的充分發展為前提。亞洲金融危機讓地區遭受重創，但各國吸取了教訓，在危機之后力行改革。
許多亞洲國家利用面向特定產業或企業的針對性產業政策，包括關稅、補貼、信貸優惠等，來促進本國的工業化。這些政策一直備受爭議，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更是備受指責，因為這些政策被視為釀成本次危機的根源之一。但實際情況是，在許多表現良好的亞洲經濟體中，針對性的產業政策在促進新興產業和非傳統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只是這些政策并不是總能成功。
許多人認為，如果執行不當，針對性的產業政策會帶來權力尋租、不公平競爭和運行低效等問題。但是，如果這些產業政策執行恰當，如以績效為導向，促進公平競爭，且具備明確的政策目標和透明的運行規范，則它們就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許多人還認為，隨著一個國家的發達程度的提高，其產業政策應該更多地支持不會明顯導致市場扭曲的創新。
今天，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還只有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水平的15%。亞洲要進一步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就必須堅持推進政策和制度建設，繼續努力消除貧困，縮小收入差距，促進性別平等，加強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加大在醫療、教育、電力、安全飲用水等領域的投入。目前最緊迫的是，亞洲國家應與世界其他地區共同努力，讓已肆虐近3年，并在個人、社會和經濟層面都帶來巨大痛苦的新冠疫情早日終結。
50年前，大多數亞洲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國家；今天，超過95%的亞洲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而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發展則更具挑戰性。以拉丁美洲為例，許多國家長期處于中等收入階段，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過去50年里，亞洲只有“四小龍”等少數幾個經濟體成功地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要實現這樣的跨越，需要各國轉變發展模式，從資源驅動型經濟轉變為創新驅動型經濟。而這意味著各國要在人力資本、研發、促進競爭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加大投資。
有人預測，到2050年，亞洲將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并將21世紀稱為“亞洲世紀”。這確實令人歡欣振奮，但要實現這一目標，亞洲各國仍需克服許多障礙，決不能驕傲自滿。
本文原標題為："Reform key to Asia's success"
責編 | 宋平 劉夏
編輯 | 張釗
（莊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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