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6月10日電（記者 趙旭）詩歌在古代中國扮演怎樣的角色？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給出了答案。他在《論語》中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論語》這部由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匯編而成的經典著作，至今仍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
作為古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道德導師，孔子在這里所特指的是《詩經》——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共收錄自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305篇詩作。與《論語》一起，《詩經》被視為儒家經典。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里，《詩經》是讀書人必修書目，其內容甚至被納入嚴苛的科舉考試中，用以考察士子們的文學素養與道德修養。
"以詩取士的做法雖然初聽起來有些奇怪，但其實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邏輯：因為文字，尤其是詩歌，是靈魂的映照。"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張一楠說道。
"一個真正的詩人即便不寫詩也依然是詩人。因為成為詩人，本身就是一種精神狀態，這種狀態意味著更敏銳的感知力和更宏闊的歷史視野。缺乏這種內在深度的人，是不被認為有資格參與治國理政的。"
換句話說，寫詩這種看起來近乎隨性甚至帶點浪漫主義色彩的行為，在古代中國卻與政治息息相關。而這種傳統，正是由《詩經》開啟的。
"《詩經》中體量最大、文學價值最高的一部分是《國風》，共160篇。《國風》傳統上被認為是民間歌謠，但其題材深度和藝術高度表明，它們中的大部分很可能出自受過良好教育的士人之手。他們以日常生活為題材，借具體情境抒發個人情感與政治感懷。" 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古代文學教師檀作文指出。
檀作文說："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表達方式——尤其是比興手法、意象營造，以及借自然景物抒發情感的傳統——逐漸匯入中國詩歌的核心風格，成為其獨特的藝術標識。"
其中《碩鼠》一篇以"碩鼠"喻貪婪的剝削者，辛辣地批判了社會不公；而《蒹葭》一篇則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起筆，營造出朦朧清冷的氛圍，為之后哀婉無奈的情緒奠定基調。
"思念誰呢？許多現代讀者會將其中的'伊人'理解為情人。"檀作文說道，"但在詩作所處的時代背景中，'伊人'并不指戀人，而是象征君子，即理想人格的體現，對'伊人'的思念和執著代表一種理想主義者對道德君子或理想信仰的追尋。這正是這些詩具有政治意涵的來源。"
《詩經》的深遠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綿延不絕，許多后世詩人都深受其滋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過于戰國時期的楚國詩人屈原（約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作為出身貴族的楚國官員，屈原幾乎不可能未曾接觸《詩經》這部儒家經典。他不僅繼承了《詩經》善于借景抒情、寓意深遠的表達方式，還在此基礎上開創了個人情感與政治理想高度融合的抒情傳統。屈原被后世尊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最終在楚國滅亡前55年，帶著深深的憤懣自投汨羅江，成為中國文化中"以詩立命"的精神象征。
《楚辭》是中國第一部以個人署名作品為主的大型詩歌總集，而屈原則是《楚辭》的奠基者和最主要的作者。《楚辭》中現存的詩篇中，絕大多數為屈原所作或與其相關，包括《離騷》《天問》《九章》《招魂》等。
《楚辭》語言瑰麗奔放，節奏自由獨特，意象奇幻壯闊，風格與《詩經》的質樸典雅形成鮮明對比，成為繼《詩經》之后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又一高峰。屈原在詩中大膽表達對現實政治的深刻批判，同時也流露出濃重的自我放逐與精神逃逸情緒。他以自然萬象為寄托，將內心幻境化為詩歌圖景，開創出一種全新的抒情傳統——通過幽微的想象和寓意的逃避，傳達對世道的失望與不安。
屈原一生曾多次遭受貶謫，在這個過程中，他將漫長而孤獨的旅程轉化為一種"放逐"的象征——既象征現實中的政治排斥，也體現內心對污濁現實的主動疏離（自我放逐）。在他之后兩千余年間，無數詩人尤其是失意官員，紛紛以行旅為題，寄托身世之感，"行旅"與"貶謫"在中國詩意語境下建立了密切的關聯。
"從《詩經》到《楚辭》，中國詩歌完成了一次核心轉變：由集體情感的表達，走向更為個體化的抒發。" 檀作文指出，"這一變化，使詩歌更貼近它的本質使命——表達個體內心世界。"他認為，作為儒家經典的《詩經》，帶有天然的公共性和集體性。
但有時，內心的情感并不適合公之于眾。正因如此，詩歌在孔子所言的"興、觀、群、怨"之外衍生了第五重功能——"詩可以隱"，即詩歌成為一種自我隱匿的方式。
"如同隱士遁入山林，詩人在在詩句中構建一個精神庇護所，含蓄隱晦地表達個人的主張和政治觀點。" 檀作文解釋道。
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詩人，非陶淵明（365—427年）莫屬。他棄官歸田，隱居山野，終日與酒相伴，在《飲酒》詩中寫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詩中寫實亦寫心，淡泊中蘊藏深意。
"陶淵明之所以如此被后世所推崇，很大成程度上源于他的創作與人生之間的'互文'：他不單單是想象過一種不為權勢所累的生活，他真正把它活了出來。"檀作文說，"他以身示范，一個真正儒家君子該如何面對人生中的得與失。在我看來，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持續影響力的文化象征。"
自陶淵明之后，中國歷史上涌現出無數以他為題材或靈感的詩文與繪畫作品。就連清代乾隆皇帝（1711—1799年）也曾在畫作題跋中表達對陶淵明理想生活的向往與尊崇。
"如果不理解陶淵明的思想，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詩歌。"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國繪畫策展人史耀華（Joseph Scheier-Dolberg)說道。
去年，他策劃了一場名為《"視覺與詩境：中國畫的詩意》的展覽，探討古代中國詩歌與繪畫之間的關系。展覽的第一廳全部用于展示與《詩經》有關的繪畫作品。
"我想借此展覽回溯，從孔子時代開始，中國人就將詩歌不僅視為表達情感的工具，更是理解自身文化歸屬的重要方式。"他說。
"我甚至想說，《詩經》之于中國文化的地位，正如《圣經》之于基督教或猶太教傳統。對一部詩集而言，這是沉甸甸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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