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讀書聲——抗戰時期的學校與教育

陳省身回憶：“1937年抗戰開始，清華要我回來，在數學系做教授，所以我離開巴黎，先到美國，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們那個時候都痛心于祖國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個念書的學生，也沒有什么很具體的辦法。所以先回來再說了。”

在當時知識界與政界中，有一股失去民族自信心而投靠日本的逆流。陳省身認為，一群留學生在抗戰開始之際歸來了，這讓人們覺得，“中國是可以站起來的”，這是“很了不得的，最基礎的貢獻”。

李政道西南聯大入學表

當“長沙臨時大學”再次轉移遷滇，以李繼侗、曾昭掄、聞一多等教員為首的師生們組成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簡稱“步行團”。

步行團成員吳征鎰說：“雖然叫行軍，但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也不習慣像軍隊一樣排好隊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長。有的同學搞社會學的，或者搞文學的，還深入到民間，去訪問民族歌舞、語言、風俗習慣等等。我們常常和聞老師、李老師坐在公路邊上，互相議論國事，談學問，談所見所聞。”

鄒承魯西南聯大入學表

中國古人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求學之道。在學校流亡民間的途中，鄉紳是他們最有力的基層支持者。“步行團”路過貴州玉屏縣時，縣長發布告說：“凡縣內商民，際此國難嚴重，對此振興民族之領導者——各大學生，務須愛護借重，將房屋騰讓，打掃清潔，歡迎入內暫住，并予以種種之便利。”

在偏僻的貴州，有一支童子軍的隊伍來歡迎他們。

在抗戰歲月，幾乎所有的中小學生都要接受“童子軍”的訓練。我曾經看見過母親的一張照片，少女的她威武如軍人。母親告訴過我，那就是童子軍。她還教我唱：“不怕年紀小，只怕不抵抗”。母親終身保持著那一代人的堅韌和對日本入侵者的民族仇恨。

“七七事變”不久，中國大地就出現了一批批的戰時大學，戰時中學和小學。

危急關頭，為了保全血脈，北中國的家庭自愿分散，學子們追隨學校，少年人追隨老師，開始了他們艱辛不屈的轉移與讀書生涯。

許倬云先生寫道：“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背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進行。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舍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答道：‘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隸。’”

齊邦媛回憶，她的父親帶著學校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走：“這遷移的隊伍白天趕路，晚上停在一個站。一路上，我們住了無數住店。學生們都被安排住在各處學校的禮堂、教室或操場，當地駐軍會分給一點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還能有一些煮蘿卜或白菜。”

隨著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每一個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沒有中斷。這些學校各自落腳在內地的偏僻地方，恢復正常的課業。

除了這些有組織的遷移，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后方，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王鼎鈞先生寫道，陳立夫當時主張收容教育淪陷區青年：“當年他有一句話遍告政要：‘孩子進流亡學校，至少他的父母不會去當漢奸。’他也一向反對把學生編進隊伍當兵，又有一句話遍告政要：‘現在還沒到送學生上前線的時候。’他這兩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萬矢志向學的下一代，功德無量。”

1994年，陳立夫出版回憶錄《成敗之鑒》，把這一段政績說個詳細。他“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和財政部內部人員反對”，批準了救濟戰區（淪陷區）青年的方案，淪陷區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學校讀書，由國庫支給貸金。書中說“這一筆龐大的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于軍費”。

事實上，得到“貸金”救助的不只是淪陷區學生。在我所采訪過的西南聯大校友中，如當時從緬甸回來的華僑學生王漢斌以及云南本地白族子弟王希季等，他們都說，自己是靠著“貸金”度過讀書歲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