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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在國際發展領域的參與度呈現系統性下降趨勢，其政策取向日益顯現出單邊主義和收縮傾向。這一態勢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機構層面撤銷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制度層面退出多個國際組織，治理層面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和世界銀行的政策調整。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近期在講話中指出，IMF和世界銀行已偏離其核心使命，其中，世界銀行未能充分關注發展中國家在能源可及性等基礎發展需求方面的現實困境。他要求世界銀行調整對中國等特定國家的政策立場，在貸款準入方面采取更具針對性的限制措施；同時敦促世行推動“最優價值”的采購模式改革。盡管美方最新表態排除了立即退出世界銀行的可能性，暫時穩定了市場預期，但其作為最大股東對機構治理的深度干預仍然引發擔憂。

這種干預引發了諸多問題。首先，綠色發展的優先序涉及發展目標的設定。作為聯合國系統的核心發展機構，世界銀行始終致力于在操作層面協調發展中國家基礎性發展需求與長期可持續發展目標，并維持其專業獨立性。美國的政策干預表面上是對發展目標的調整，實則是對世行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下開展專業實踐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擾。

其次，是否對中國等國家實施政策限制，關系到援助對象的界定。當前國際發展融資體系正經歷融資主體多元化（包括公私合作）、工具創新化（如混合融資擔保）、目標綜合化（整合多維發展目標，并響應氣候變化和技術沖擊等突出挑戰）。在這一轉型背景下，國際金融機構必須建立基于實證的評估框架，審慎確定與中高收入國家的合作領域、方式和深度，而非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排斥。

再次，美國對采購程序等領域提出的改革建議，直接涉及世界銀行的內部政策和運營制度。這一改革要求明顯帶有地緣政治考量，很大程度上針對的是近年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國際發展的實踐，可能對中國等新興發展參與方造成制度性障礙，削弱它們在國際發展體系中的正面作用。

在上述多重壓力之下，世界銀行的處境是艱難的，這種艱難體現出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下的國際發展困境。美國長期作為世界銀行的第一大股東，其政策意圖對機構戰略具有決定性影響。然而近年來，美國國內社會分化、經濟不平等和族群矛盾加劇，這些內政問題逐漸“外部化”，致使美國對全球發展事務的關注不斷下降，對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訴求也表現出明顯背離。這一變化不僅削弱了美國對國際機構的建設性影響，而且形成對機構的反噬，直接威脅機構穩定性。

在當前全球融資市場競爭加劇、國際發展議題愈加復雜、新興國家訴求不斷上升的背景下，世行等機構如果不能在專業性與政治性之間實現有效平衡，過度依附美國的政治導向，將不僅面臨專業信譽受損的風險，失去中立性和公信力，還可能在全球發展治理體系中被邊緣化，被日益增長的區域性和專題性發展融資機制所取代。

當前，全球發展治理體系正處于關鍵轉型期，要突破困境，必須正視全球發展力量格局的深刻變化。歷史地看，世界銀行的制度優勢源于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80年前，發展中國家普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美國作為全球最發達國家，憑借其資本、技術與制度優勢，在世界銀行的創設與運行中占據主導地位，世界銀行的影響力也源于其主要股東國的政治與經濟支撐。

然而，今天的國際發展格局已發生根本性轉變。世界銀行作為一個擁有80年歷史的發展機構，早已深度扎根于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土壤中。在全球化不斷演進、“全球南方”迅速崛起的當下，真正賦予世行生命力的，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與參與意愿。這些國家對包容性增長范式、可持續發展路徑、公平合作機制以及全球治理體系結構性改革的迫切需求，構成了全球發展治理的新支點。充分釋放這種群體性崛起和系統性訴求的力量，不僅有助于打破現有制度發展治理體系中不合時宜的權力結構制度設計，更可能推動全球發展治理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的新階段。

穩定、公平的全球發展格局，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利，也有助于緩解發達國家面臨的多重壓力。在經濟層面，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能夠拓展貿易空間，緩解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提升全球市場活力；在社會政治層面，全球移民問題的60%與經濟相關，其余則主要與戰爭、沖突等政治因素相關，發展中國家的繁榮與穩定，能夠從源頭上緩解發達國家面臨的移民接納壓力，形成共贏格局。

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的參與和推動一直是國際發展實踐主流趨勢的穩定支持力量。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援助國，中國主張通過貿易、投資和發展援助協同聯動的方式開展建設性合作，推動國家可持續發展，也在基礎設施產能、綠色發展技術儲備、產業園區開發經驗等方面擁有明顯優勢。南南合作所產生的互利共贏機會，不僅體現出強大的發展動能，也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國際發展事業的重要推動力量。

世界銀行作為全球發展治理的核心樞紐，其職責不應僅限于資金分配和知識分享，而應更加注重對全球發展秩序的結構性引導。在未來改革進程中，世界銀行應牢牢把握兩塊“過河之石”。第一，確保制度設計與標準制定的中性，充分尊重東道國自主確定的發展需求，整合各合作伙伴的實地經驗，并防范單邊利益主導，避免政治因素過多干擾運營規則，推動國際發展合作以共同目標和實際成效為導向，而非綁定特定國家的戰略利益。第二，強化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參與權。國際發展實踐的主導權不應集中在發達國家手里，發展中國家應擁有充分話語權來參與標準制定、議程設計等。

只有構建一個更加包容、多極平衡、應需而動的國際發展合作體系，世界銀行才能真正履行其作為全球發展公共產品提供者的制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