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5月29日電（記者 趙旭）在世界文明的黎明時分，當人類從口耳相傳的蒙昧時代走向理性記錄的時代，文字作為思想的載體、歷史的工具，悄然降臨。它們不只是語言的符號，更是文化的根脈、信仰的刻痕、王權與神意的共鳴。在眾多古文字系統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與中國的甲骨文、金文如雙子星般熠熠生輝，各自為人類文明寫下璀璨的序章。

約在公元前3200年，尼羅河流域的先民們創造出被稱為“Medu Netjer”的象形文字，意為“神的語言”。這種文字在神廟、墓室、碑銘與紙草卷軸中悄然流動，融入法老的神權、祈禱者的信仰、文士的睿智。它既可繪形，又能表音，常由三個層級構成：象征意義的符號（表意符）、語音提示的拼讀符（表音符）以及分類性的決定符，共同營造出一種莊嚴而復雜的書寫系統。

而在遙遠的東方，中國的甲骨文則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商代的祭祀火焰中冉冉升起。用龜甲獸骨篆刻天命、記載卜辭，它不言語，卻能溝通天地。稍晚，西周金文在青銅鑄器上接力延伸，風格渾厚、氣勢磅礴，成為宗法制度與禮樂秩序的文字化體現。與象形文字類似，中國古文字以象形為基，輔以會意、指事、形聲，漸次演變出一套系統完整的漢字結構。

古埃及象形文字，兼具文字與圖畫之美。它們可橫寫、豎排，也可左右倒轉，甚至依據墓葬空間布局而靈活調整。每一個字，都是一個符號化的圖像，是神圣意義的化身。文字排列嚴整，對稱優雅，既是語言工具，也是藝術陳設，具有濃厚的紀念性與宗教意味。

中國的甲骨文則更趨簡潔與抽象。刀刻而成的字符線條勁健有力，仿佛天命的回響；到了金文，曲線漸多，字勢如舞，既記錄歷史，也傳達權力的尊嚴。這些文字不僅承載著語言，也承載著中國先民的宇宙觀——象天地而書，取萬物之形而鑄思維之器。

在古埃及，文字擁有幾近神秘的力量。書寫本身便是神圣行為，象形文字甚至被視為擁有“活性”的存在。人們小心翼翼地處理某些神祇或兇獸的名字，深怕它們在書中“活過來”。而完整的法老名諱（如拉美西斯、圖坦卡蒙）常被嵌入橢圓形的“王名圈”中，以示神圣不可侵犯。

中國的早期文字同樣具有神圣光環。甲骨卜辭并非日常記事，而是國家層面的祭祀與決策工具，其背后是王權與天命的對話。書寫者非泛泛之輩，往往是卜官、史官，肩負溝通祖先神明、制定國策的重要使命。金文則更具制度意味，其銘文多用于記功、立德、頌祖，充滿政治與倫理內涵。

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希臘化與基督教統治后逐漸沉寂，直至公元四世紀才完全失傳。它的意義如被尼羅河沖刷而去，成為死者的語言，塵封于神廟與沙丘之間。直到十九世紀，隨著羅塞塔石碑的發現，法國學者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終于解讀出它的語音規則，讓這門失落的語言重見天日。

而中國文字卻從未中斷。自甲骨、金文起，經小篆、隸書、楷書，演變出如今仍在使用的漢字系統。這一獨特的延續性，使得中國文明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以自身古文字持續書寫至今的文明。漢字如一條長河，跨越朝代、政體與信仰，更跨越語言與圖像的邊界，成為連接古今的精神符號。

值得指出的是，商博良在破解埃及象形文字時，曾從被稱為“漢字六書”的漢字的造字法中獲得啟發，尤其是其中的象形字與表意字的構成。

事實上，無論是古埃及象形文字，還是中國早期文字，都兼具象形與象意功能，早早探索出表音與表義的結合；它們都在宗教與政治語境中承擔神圣職能，是權力合法性的象征；它們都體現出深刻的哲學思維與審美取向，是文化精魂的寫照；它們都是我們理解祖先、理解自我、理解世界的最初語言。

同樣值得比較的是古代埃及與古代中國不同的造紙技術。盡管紙張的真正發明普遍歸功于生活在中國東漢時期的蔡倫（約公元50年—121年），但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早王朝時期，古埃及人便已開始制造莎草紙。

埃及的莎草紙，其原料取自尼羅河流域特有的莎草。這種植物莖部富含纖維，為莎草紙的制作提供了天然基礎。制作莎草紙的過程猶如一場精細的自然魔法，工匠們需先將莎草莖切割成適當長度，仔細剝去外皮，接著將內芯壓扁，隨后將多片壓扁的莎草片以特定方向疊壓在一起，最后通過捶打使纖維相互粘連，最終形成紙張。這一過程雖充滿智慧，但本質上仍是對植物纖維的粗加工，未突破天然材料的物理形態限制。

而中國的造紙術則展現了更為高超的科技智慧。其原料來源廣泛，樹皮、麻頭、破布、漁網等植物纖維皆可成為造紙的素材，這種對原料的包容性體現了中國古人對自然資源的充分利用。造紙工序繁雜且嚴謹，需先將原料舂搗成漿，使纖維充分分離；再通過打漿進一步細化纖維，調整其長度與強度；隨后在抄紙簾上抄造，使纖維均勻分布形成濕紙頁；最后經過曬紙、揭紙等工序，一張張平整、柔韌的紙張便誕生了。這種將天然纖維轉化為有序纖維網絡的工藝，使紙張具備了現代書寫材料的基本特性，為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奠定了基礎。

莎草紙的質地具有鮮明的特點。由于纖維規則拼接，其質地相對薄脆，在書寫或翻閱過程中容易破碎。更為關鍵的是，它對環境濕度極為敏感，遇潮濕極易發霉變質，這一特性嚴重限制了其保存性。除了在沙漠干燥環境中能夠相對長久留存外，在其他地區很難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導致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因紙張損壞而失傳，使得后世對古埃及文明的認知留下諸多空白。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造紙術所產紙張展現出卓越的耐用性。纖維排列的雜亂性賦予了紙張各向同性的力學性能，使其柔韌且不易撕裂。紙張表面平滑，能夠很好地吸附墨水，書寫效果清晰流暢。同時，其良好的保存性使得文獻資料能夠跨越千年傳承至今，無論是官方的史書典籍，還是民間的書畫作品，都得以完好保存，為后人研究古代歷史、文化、藝術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文字與書寫材料的發明，為兩大文明記錄歷史奠定了基礎。無論是刻在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書寫于莎草紙卷軸之上的文稿，還是銘刻在甲骨上的卜辭，皆體現出埃及與中國對記憶的珍視與對文明延續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