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思想家對于德性、自然、政制、人性等根本議題有共通的見解，在德性和價值理念上尤為契合。在古希臘的倫理思想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重視城邦和個人的德性完善。柏拉圖尤其強調智慧、節制、正義、勇敢這四樞德的培育，既區分常人德性與哲人德性，又表明各種德性統一于最高類型的知識或智慧。孔子注重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勇和諸德，并以仁統攝各種德性。中西古典思想皆關注德性的多樣性與統一性，政制、禮法的德性基礎，以及個體心性的涵養。中西古典文明的相互借鑒和闡發，可為古今價值的交匯融通提供堅實的思想根基。

中西古典正義觀都顯明，人應過合宜的生活并追求自身的完美與優異。柏拉圖《理想國》指出，正義并非習俗理解的歸還所有物、損敵扶友，遵守強者制定的法律，或為避免相互傷害而履行契約。真正的正義需要每個人按照其自然本性各司其職，各階層各得其所。孔子的“義”也涉及大義、正義、合宜、正當、情誼、善，“義”既是倫理準則，又包含恰當行動的實踐能力和行為者的品質。孔子看重義本身的內在價值，而非行義所帶來的外在功利結果。他始終把義置于利之上，凸顯“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孔子同樣重視合宜原則，“義之與比”便表明，君子要根據合宜的方式使人各盡其職。儒家尤其彰顯，人除了履行應有的職責外，還要立人、達人。

中西古典思想也注重節制、中道、適度原則。在柏拉圖看來，城邦的節制在于，城邦中的優秀者統治低劣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明白自己的職責和權能。個人的節制則是，靈魂中的三部分和睦共處，不相互爭執，由理性統領血氣和欲望。傳統的節制關乎敬畏、自制和羞恥，需調和公私利益。但哲學意義上的節制在于自我認識、自我反思，充分認識自身的限度、無知和愛欲的復雜性。中國傳統亦堅持對人的欲望保持克制。老子提出，“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過度彰顯能激起民眾欲望的東西，以免擾亂民眾的心智。崇尚純樸、節制有度、杜絕智巧并回歸到嬰兒般的自然本性，方能使人不受欲望的羈絆。孔子同樣要求人節制自己的欲望，人雖有求富求貴的欲望，但必須取之有道。君子應“欲仁而得仁”，將最高的愛欲指向“仁”，而非權力、財富或名聲。

在勇敢德性上，中西古典思想亦能相互啟發。古希臘的勇敢觀念不僅涉及對痛苦和恐懼的征服，還需克制快樂和欲望，并包含智識上的勇敢。中國傳統亦有義勇、智勇與仁勇之分。柏拉圖表示，勇敢的人需在面對苦樂時，始終恪守理性的告誡，知曉什么可畏和不可畏。政治的勇敢在于，公民在苦樂、欲望面前都堅持合乎法律的正確信念，保持羞恥感并為城邦爭取榮譽。哲學的勇敢則包含智慧，旨在充分認識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各種善惡之事，精神上能沖破各種習俗意見的束縛，正視自身的困惑與無知，孜孜于探究真理并踐行對完善靈魂的有益之事。儒家也認為，真正的“勇”脫離了野蠻、魯莽和血氣，具有道德和理智的內涵。孔子看重的“勇”并非漁人、獵夫或烈士之勇，而是“圣人之勇”。“圣人之勇”具有“知”和智慧。義勇使人敢于面對外敵、危險、恐懼和惡；智勇使人審時度勢、以智取勝，不受流俗意見約束；仁勇側重于個人內心的平和、從容，并上升為“大勇”“上勇”。孔子將勇內化到仁義禮智諸德之中，使其成為促進智性完善和身體力行的堅實力量。

可見中西古典德性觀有諸多共通之處。這種相似性，可成為中西文明互鑒與價值融合的基礎。

柏拉圖有四樞德之分，又指出“德性即知識”。在何種意義上，正義、節制、勇敢可謂“知識”或“智慧”？諸德性有不同名稱，卻又統一于“知識”，德性的多與一之間有著內在關聯。在中國古典思想中，“仁”同樣有多層含義。仁既是自愛與愛人的統一，有別于義禮智信；仁又統攝其他各種德性，使之獲得平衡并構成人性的整體。古希臘的“智慧”或最高類型的“知識”與“仁”有契合之處。

柏拉圖區分了城邦與個人的智慧，城邦的智慧在于探討城邦整體事務，處理內政和外交。個人的智慧在于，理性在人身上占主導，自身擁有知識，知道什么有益于自己和靈魂整體。其他諸德性都與智慧密切相關。譬如，最高的正義需要依據每個人的自然本性分配適合他的工作，而只有智慧者（哲人）方能全面認識每個人的自然本性。因此，自然正義離不開智慧。真正的節制也涉及智慧。節制的人有自我認識和自知之明，能檢審自己的所知和無知。最高的勇敢關系到各個時段上好壞事情的知識，清楚什么可為和不可為，同樣脫離不了智慧。柏拉圖既區分各種德性，又將它們追溯到智慧或知識。這是因為，哲人、政治人、普通人各有各的德性，不可直接拉平或相互替換。普通人要恪守倫理德性，少數愛智者則需奮力追求理智德性，獲得完滿的智慧。

“哲學”原意為“愛智慧”，但哲人并未直接聲稱已擁有智慧。蘇格拉底“自知無知”表明，哲人雖致力于智慧的求索，卻非全知全能。對于最重要的人類事務，如善、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政制制度，始終需要去思索。正是對最重要事務的無知，促使哲人將求知、求真的生活作為最高貴的生活。智慧與無知的這種辯證關系，也使哲人的思想有所節制，不進行普遍性的啟蒙而推翻所有習俗觀念。哲人熱衷于探索宇宙萬物的奧秘，這種對智慧的愛欲乃是最高的愛欲。哲人從個別的美上升到普遍的美和美本身，從身體的美轉向靈魂、禮法和各種知識的美。

中國的仁性意識同樣包含德性的多與一、自愛與愛人、宇宙與個體的關系。仁不僅涉及義禮智信，還關乎節制、勇敢，以及恭寬敏惠、剛毅木訥等。仁看似“全德”，涉及多個領域和維度，常人、政治人、圣人能體悟到不同層次的仁。但在論及諸德性時，孔子并未排出高低秩序，將仁作為最高德性，位列其他德性之上。他更關注仁如何貫通、統攝其他德性，其他德性皆是某種特殊品德，可謂“仁”的具體表現。“仁”不能脫離其他德性，其他諸德也無法排除仁。在柏拉圖那里，正義、節制、勇敢也與智慧息息相關，在最高意義上可歸為知識或智慧。

仁不僅具有倫理和價值內涵，還有宇宙論意義。仁作為一種感通和氣的形態，能貫通天、地、人、物。董仲舒將“仁”視為“天心”即宇宙之心，甚至天即仁，就把仁從倫理價值層面提升為宇宙原理，以規導人世的政治秩序。天之仁在于化育、生養萬物，使萬物生生不已。人秉承天命之仁性，就擁有仁義禮智諸德性，天性與天道和諧一致。孔子將仁看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要求愛人如己，不能只是獨善其身，需與人俱立、俱達，在日常生活的修行中體仁。人能體仁，即能體天地之心。柏拉圖也要求，領略過最高智慧的哲人不能擺脫城邦，而要保持對政治和人世的關切與友愛。仁性意識使人成為身心一體的整全之人，秉有各種德性和均衡的意識。仁性透顯出的中道原則和節制精神，可像古希臘哲人那樣調和個人、政治與宇宙間的各種張力。

中西古典思想皆認為，和平、公平、正義、智慧、友善、繁榮、適度自由和民主（中道），乃是中西傳統文明共同追求的價值。中西古典文明都極為看重政治德性和個人德性的培育，將德性視為一種內在的、不依賴外物的善，人要獲得幸福和靈魂的和諧應求索完整的德性。德性本身具有內在的永恒價值，與立法、政治之間存在深層關聯，有德的生活會使人更關切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中西古典德性和價值的契合也有益于新文明理念的構建，更好地協調各國文明的差異和沖突。

中西古典思想家都從宇宙秩序來闡述政治秩序和人倫秩序，注重德政和人的德性完滿，對政治極化、過度貪欲等有深刻反思。古希臘傳統重視詩教、樂教和德性教育，這與中國的禮樂文明相合。中華文明注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者愛人、修齊治平、天下大同，古希臘文明對政治和個人完善的理解也有宇宙論與目的論色彩，強調任何政制的維系都需要德性，政治乃是走向德性的辯證運動。中西古典文明在重要價值和理念上的共契，有助于現代多元文明和古今價值的深度融合。

在永恒的人世問題上，老子、莊子、孔子等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有共同見識，對于形而上與形而下、戰爭與和平、正義與不義、自由與奴役的看法相近。重新認識并深入思考中西文明的精神源頭和內在價值，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方在政治、法律、宗教、倫理、發展觀上的異同，構建起共同價值理念，以應對現代的各種沖突和危機。

（作者：林志猛 單位：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外哲所暨馬一浮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