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茂《中國新時期文學自信力》一書站在全球化語境的學術前沿，對中國新時期文學進行總結、分析和深入思考，提出“文學自信力”這個契合國家戰略和當今時代的重大命題，就是敢于承擔歷史責任的具體體現。

中國新時期文學實踐既受制于發達國家的話語壓抑，又反過來對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形成沖擊。這種辯證性的認識，是聶茂中國新時期文學自信力研究的重心所在。全書由一經一緯一主線貫穿始終。經線是各個文學主潮的時代背景、思想基礎、理論支撐等精神脈絡，緯線是各個文學主潮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而主線就是在追趕發達國家文學的現代化之路中創作主體的心靈訴求，即把個人“小我”與“國家”大我融為一體，把 “為民代言”與“文以載道”等傳統中國文人的家國情懷和情感沖動投射到文本中，在此基礎上，作者結合中國國情、民族特點和本土文化的具體語境，對新時期文學主潮中的經典文本進行“解碼”，用文學實力、文學引力、文學張力、文學推力、文學銳力、文學韌力和文學活力共“七種力”組成邏輯嚴密、內涵豐富的文學自信力，通過對各個時期創作群體的特征進行“把脈”式“闡釋”，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地對全球化語境下新時期作家的精神資源、創作風格、文本特征、敘事模式、審美態勢及其總體成就、困境與突圍等，進行全面客觀、深入細致的總結、評論和分析，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和文學理想，體現中華優秀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融思想性、藝術性、批評性于一體，為世界文學視野下中國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當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根本任務是自主性重建，它是全面恢復文學自信力，使之能夠為重塑國家形象、提高全民族素質發揮積極作用，這在世界文學視野下我國推行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語境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基于此，我覺得聶茂的這部著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特點：

第一，提出“自信力”這個關鍵詞，并以此切入，充分挖掘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如何在發達國家文化壓抑中獲取自己的民族獨立性與文化獨創性，努力凸顯中華美學精神和中華優秀傳統對于世界的重要性，“自信力”的提煉恰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個自信”聯系起來，使該書既有鮮明的歷史意識，又有敏銳的思想覺悟和現實針對性。

第二，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創作實踐擴展了杰姆遜第三世界文化批評理論、特別是“民族寓言”說，充實、豐富和提升了整個西方話語體系，使長期處于“被審視”和“弱者”臣屬地位的中國作家從西方發達國家文化霸權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彰顯了中國新時期文學應有的氣度、魅力、價值和意義。

第三，西方話語體系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影響伴隨著中國作家為追求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中國同步進行，但作家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不是盲從，而是批判地借鑒、吸收和發展，自我“主體性”越來越高，反省、審視、懷疑和批判也越來越多，既能看到其中的“弊病”和“割裂”，又能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美學精神自覺地進行診治、修復和整合，這樣的闡釋，別出心裁，令人鼓舞。

當然，這本書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充分利用中國古化文論和中華傳統文化思想資源，借用西方理論成果論述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變化。這些西方理論成果涉及的人不少，涉及的種類較多，理論旨趣并不單純同一。聶茂很好地作了疏理，找到了各個理論之間的深刻淵源和內在聯系，并依次分析了新時期文學出現的傷痕文學、朦朧詩、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新生代文學、頹廢文學、新生代作家、現實主義沖擊波、新女性主義文學和新世紀以來的以“非虛構和底層敘事”為特征的人民文學和生機勃勃的網絡文學等等。聶茂的研究客觀、從容、理性、全面，既有縱向的比較，又有橫向的觀照，力求通過系統的論證，豐富和完善他提出的“文學自信力”之說，進而肯定中國新時期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積極作用和鮮明個性，從而使廣大讀者客觀并樂觀地認識到中國新時期文學在“世界文學”大家庭中具有不可輕忽的意義。可以說，這樣的研究，頗具雄心，值得肯定。

（作者：姚竹 奧克蘭大學博士、中南大學哲學博士后流動站）

（中國日報湖南記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