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Office of 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網絡攻擊西北工業大學的不法行為本月被曝光，讓人們對這個縮寫為TAO的技術機構有了更多了解。而在硅谷，DIU——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部門（Defence Innovation Unit）——7年來已“重新點燃五角大樓與硅谷的合作伙伴關系”。盡管歷史上，硅谷的企業有過反戰的傳統，前幾年為避免涉嫌侵犯他人隱私也拒絕過與政府的合作，但現實是，確實有越來越多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在政策引導和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與五角大樓聯系和互動日益增多，在開啟“相互塑造模式”的同時變得政治化。
五角大樓率先拋出“橄欖枝”
美國科技企業為什么開始積極與政府和軍方合作？首先是國防部拋出了“橄欖枝”。2014年12月，一個由國防部高官組成的小組訪問了硅谷，向那些新興科技公司征詢有關國家安全的設想。在奧巴馬任期內，五角大樓還發布新戰略，首次提及“用網絡武器來阻止敵人發起的破壞性襲擊”。2015年，時任防長阿什頓·卡特也專門走訪硅谷，尋求和頂級科技創新企業保持更為緊密的聯系。同一年，國防部國防創新部門（DIU）成立，總部就位于硅谷。
在DIU的網站主頁上，寫著這樣一句話：“加快商業技術促進國家安全。我們是國防部唯一一個致力于加快采用商業和兩用技術，以快速和大規模解決作戰挑戰的組織。”美國SCMedia網站這樣寫道：“成立于1958年的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是五角大樓的一個行政機構，負責研發用于軍事用途的高新科技，但現在人們更關注DIU這樣的新機構，因為它是專門為利用硅谷的科技初創企業生態系統而設立的。”文章還說，DIU下屬的機構都有各自的技術重點和投資策略，它們有著令人眼花繚亂的縮寫，或加上Lab（實驗室）等字眼來表明創新類型。
2016年，長期在硅谷擔任科技公司高管的邁克·布朗入職國防部，2018年成為DIU主任。英國《經濟學人》報道說，面對來自中國的壓力，如何強化美國的軍事優勢，特別是技術優勢是五角大樓的首要任務，而布朗認為，如果那些世界一流的美國軟件開發商與同樣強大的美國武器制造商更密切地合作，完成這個任務就將更為容易。他還表示，中國的科技和經濟雄心正在推動這場競爭，激勵更多美國科技企業和人員與五角大樓合作。
據了解，從一開始，DIU的采購流程就不同于標準的政府或軍事采購協議，它通常會讓感興趣的公司提交“不超過5頁或20張幻燈片”的提案，這樣做可以方便那些不熟悉聯邦合同要求、擔心流程繁復的小企業或非傳統公司。這種策略確實吸引了大量新公司投標。該機構提供的數字顯示：2016年6月至2021年9月，DIU將33%的合同授予首次為國防部提供服務的供應商；在所有獲得合同的公司中，有86%為非傳統企業，73%是小型企業。
“硅谷科技公司能否重塑五角大樓？”《經濟學人》日前以此為題刊文稱，“在硅谷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反戰情緒曾彌漫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廳和教員休息室，還有當時創業者的車庫中”。但現在氛圍已變了。目前，大型技術公司已為美軍和執法部門配備了云存儲、數據庫、應用程序支持、管理工具和后勤裝備。字母表（谷歌母公司）、亞馬遜、微軟和甲骨文預計將拿下90億美元的巨額合同，以運營五角大樓的聯合作戰云能力（JWCC）。去年，微軟獲得一份220億美元的陸軍合同，以供應其HoloLens混合現實頭戴式顯示器，用于模擬訓練戰斗。這家軟件巨頭還幫助開發空軍作戰管理系統。6月，字母表公司成立了一個新部門“谷歌公共事業部”，以競爭美國國防部的作戰網絡合同。
甚至美國學術界也認同和支持硅谷和軍方的合作。在斯坦福大學校內創辦國家安全創新中心的美國學者史蒂夫·布蘭克，正在講述一門新課——技術、創新和大國競爭。他前不久在一家科技網站刊發文章稱，“五角大樓與硅谷的合作伙伴關系已重新點燃”，去年11月俄羅斯發射反衛星導彈給美國敲響警鐘，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非對稱性競爭”帶來的威脅，已無法保持技術先行者和主要投資者身份的五角大樓需要改變已有60年歷史的采購系統，需要加強和學術界、工業界以及硅谷的聯系，并成為“快速追趕者”。俄羅斯《生意人報》曾援引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教授、《硅谷密碼：科技創新如何重塑美國》一書作者瑪格麗特·奧馬拉的話說，“今天美國所有的科技巨頭都具有軍事工業的DNA”。
“硅谷希望為戰爭機器提供動力”
回顧美國科技公司為什么開始熱衷服務于軍方，《紐約時報》講了個“硅谷回訪五角大樓”的故事：2016年7月，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雷蒙德·托馬斯招待一位客人：谷歌時任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這位美國四星上將差不多花了一天的時間陪著施密特參觀司令部總部，并聊起人工智能的話題。當施密特表示“你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差勁，我用一天時間就可以幫你們解決問題”時，托馬斯雖然很生氣，但還是忍住了。
4年后，施密特對美國軍方技術缺陷直言不諱的評估轉化為個人行動：用更多的工程師、更多的軟件和更多的人工智能改造美國軍方。美國媒體這樣描述說：“在此過程中，這位最后離開谷歌的科技億萬富豪，將自己重塑為谷歌和國家安全界之間的主要聯絡人。”
2020年秋，由施密特領導的新智庫“中國戰略組”撰寫名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的戰略》的報告，建議在科技領域同中國開展“非對稱性競爭”。除此之外，作為美國國防創新咨詢委員會主席的施密特，還通過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和130億美元的財富，向多家國防初創企業投資數百萬美元。
據美國《連線》雜志報道，國防創新咨詢委員會也是2016年創建的，施密特和亞馬遜公司創始人貝索斯等硅谷名流被邀請加入。有了這個委員會，即使后來的總統特朗普與這些科技公司的關系一度緊張，但硅谷與五角大樓的關系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2016年大選期間，硅谷巨頭更是站在民主黨一邊，它們認為民主黨政府對新興產業的扶持更多，也讓硅谷更受益，而特朗普“美國第一”的政策和反全球化的做法，將制約硅谷的發展。特朗普當選后，曾與約20家硅谷巨頭座談，其后來的減稅政策也讓這些科技企業嘗到甜頭。
據俄羅斯rambler網2019年5月報道，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國防部預算和中情局的風險投資都側重于科技巨頭，政府還與這些公司簽訂合同，這樣既有利于開展軍事和情報行動，又使這些高科技公司變得更強大。
隨著拜登執政，硅谷和政府間的關系更加密切。臉書、推特等公司高管2020年曾在拜登的過渡團隊擔任職務。一些西方專家認為，2020年總統大選的真正贏家根本不是拜登，而是科技巨頭的領導層。
“硅谷希望為美國戰爭機器提供動力。”美國《快公司》雜志去年11月刊文稱，就在美中兩國關系日益緊張之際，美國防部官員和科技公司希望重塑五角大樓，文章說：“在里根時代，軍方圍繞航母等大型平臺量身定制國防裝備，而這些平臺只能由雷神等大型國防承包商建造，但如今，可能決定21世紀戰爭的技術將基于人工智能、數字技術、量子計算、太空、網絡安全和生物技術，換言之就是硅谷已為服務企業和消費者投入巨資的那些行業。”
俄羅斯《觀點報》近日一篇題為《硅谷靠近華盛頓》的文章稱，由于俄烏沖突，美國互聯網巨頭Meta配合美國政府的行動，允許臉書發布針對俄軍方的信息對抗行為，“當然，美國IT巨頭不會單獨做出這樣的決定，這是與美國政府達成的協議”，“硅谷如此順從，是因為美國政府對企業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對于有關美國私營航天企業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公司）在俄烏沖突中向烏克蘭提供的“星鏈”衛星通信服務的消息，俄方也極為惱火，并提到該公司從美國空軍獲得資助，并獲得美國防部航天發展局的巨額合同。
“很多項目會開始藏著掖著”
美國帕蘭提爾科技公司的分析師賽斯·羅賓遜認為，現代戰爭是“軟件第一”。“軟件第一”對美國小型軟件開發商來說是個好消息，并讓“硅谷離戰場又近一步”。今年1月，安杜里爾（Anduril）獲得了一份合同，在十年內建立價值10億美元的反無人機防御系統。據美國《快公司》雜志報道，安杜里爾是一家成立僅4年且只專注于國防的初創公司，目前已籌集7億美元融資，估值高達46億美元，它是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部門（DIU）將硅谷速度和工程人才帶進五角大樓過程中產生的明星企業。該公司首席執行官辛普夫表示，他們的反無人機系統在18個月內就從原型變為滿足國防要求的產品，而在傳統的國防部流程中，“僅識別威脅就需要兩三年的周期”。
中國軍事專家張學峰告訴《環球時報》記者，9月上旬，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布名為《軟件定義戰爭：國防部構建向數字時代轉型的架構》。“軟件定義戰爭”的說法也許不夠準確，但確實說明了軟件——廣義上包括算法、人工智能等技術，在未來作戰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各個層面都能發揮作用，從情報領域的圖像識別到空戰，再到輔助決策等。2016年，Psibernetix公司的阿爾法人工智能飛行員在格斗空戰中戰勝了人類飛行員，體現出人工智能技術在作戰中的巨大潛力。
張學峰舉例說，2017年，美國國防部就在人工智能領域提出Maven計劃，打造“算法戰跨職能團隊”，目的就是加速國防部整合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技術，與由Facebook、亞馬遜、谷歌、IBM、微軟聯合成立的AI合作組織展開合作。該項目曾使用機器學習來識別無人機視頻圖像中的車輛和其他目標，而這個技術背后有谷歌公司的積淀。
在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者看來，美國軍事和情報界實際上同科技行業一直有接觸，并與硅谷早期的一些科技巨頭保持密切聯系，很多人都記得惠普聯合創始人戴維·帕卡德曾擔任過尼克松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這種聯系過去顯得不如軍方和傳統軍火商之間的聯系那樣密切，特別是在斯諾登事件發生后，美國科技企業至少對于公開與美國情報界和軍方的合作有顧慮，因為輿論和民眾擔心，這會導致更多個人隱私的泄露。不過，隨著美國政府內外政策的變化，在美國科技巨頭眼里，國防部每年動輒上千億美元的項目采購資金和研發經費，無疑是個誘人的巨大市場，也讓一些科技公司原本的“道德束縛”不再起作用。
張學峰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未來美國高科技公司和軍方的合作肯定會更多，雙方的關系也會更為緊密。這是一個相互塑造的過程。同時，傳統防務巨頭也會參與進來，就像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旗下開發人工智能的Psibernetix公司2019年被防務承包商泰雷茲集團收購一樣。”在他看來，至于合作會否更加公開化，仍取決于相關項目的敏感性。張學峰認為，美國現在已沒有之前那么自信，很多項目也開始“藏著掖著”了。另外，很多美國科技企業和創新公司，實際上是為美國軍方、情報部門進行網絡竊密提供技術支持的，對于這一類技術服務和項目會在“黑色預算”范圍內秘密進行，肯定是彼此都不愿承認和不敢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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