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和日本實現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時而接近時而緊張的半個世紀后，中日關系處在關鍵十字路口。自年初以來，三個事態呈現了一些兩國漸行漸遠的消極征兆。首先，早前于2021年年底日本外相接受了的訪華邀請，在自民黨黨內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被迫取消，已預定舉行的有關紀念活動也因被對華強硬派打上“向海外發出錯誤信息”的標簽而遙遙無期。其次，今年2月，日本政府以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為由，在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上與美英澳等國保持統一步調，令大力支持了“東京奧運”的中國政府及民間深感不快。第三，自去年1月拜登政府上臺以來重啟的西方大聯盟不斷上演新劇目，從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領導人會議、“印太經濟框架”、藍太平洋合作伙伴機制到近期的七國集團峰會、北約峰會，一系列活動日本無一缺席，每逢亮相定會高調操弄各種涉華議題，鼓吹中國威脅，而中國方面則勢必隨后進行回擊和批判。

中日是敵是友？中日是否會打破二戰后的和平？中日關系何去何從？在大國博弈加劇、疫情引發經濟社會震蕩，尤其是俄烏戰爭造成國際社會分裂的當下，這些問題顯然沒有明確的答案，也自然令相關方面難以吃準50周年紀念該如何定調，徒喚奈何。以不久前結束的北約峰會為例，承繼了七國峰會熱度的本次領導人會晤，不僅首次邀請日韓澳新四國作為“伙伴”出席，而且時隔12年出臺了新的戰略構想，其中俄羅斯被認定為“最大最直接威脅”，中國被視作“系統性挑戰”。日本見證了馬德里的一幕，內心充滿得意，因為這是十余年來日本外交煞費苦心的成果。構建一個以日本為中心，東牽美國、西聯歐洲的廣域對華包圍圈，拓寬軍事化介入臺海事務的路徑，遏制中國以保持美日在亞太或印太地區首要地位的戰略圖景愈發具有了現實性和可行性。在2022年6月的歐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積極投入地扮演著“吹哨人”的角色——“東海、南海的情況極其嚴重” “今天的烏克蘭可能就是明天的東亞” “必須防止出現從烏克蘭局勢中得出錯誤解讀的國家“，所有這些由日本主導的言論，無疑都指向中國。在日美與中國對立升溫的形勢下，說東亞21世紀新冷戰已經開啟并非危言聳聽，相反，回首半個世紀以前中日如何跨越“鐵幕”“竹幕”，走向緩和，則顯得迂腐陳舊、不合時宜。

確實，乍看之下，比起1972年，今天的東亞局勢更像是1952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爭奪經濟和技術領域主導地位的斗爭中糾纏不清，朝鮮半島爆發熱戰，美國為壯大陣營不斷發展盟友、拉攏伙伴，并在亞太地區締造了多個外交安全同盟。不久前，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尼亞爾·弗格森發文指出，現在的烏克蘭就是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超級大國處于較量的早期階段，美國仍然擁有軍事優勢但卻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次要沖突。接下來弗格森用一種“快進模式”談到了60年代的古巴危機，并贊許1969年新入主白宮的尼克松政府，斷然且明智地采取了“緩和”政策，應對通脹、國內分裂和越南戰爭。他建議拜登政府“走一條歷史捷徑，直接進入20世紀70年代”，采取“緩和”政策2.0版。

歷史不會簡單的重復，但會驚人的相似，因為在歷史學家努力研究的偶然性之外，那些制約戰略決策的結構性要素始終也在發揮著作用。事實上，上世紀美國與中國的冷戰史是一部失敗的總記錄，華盛頓以遏制戰略處理與中國日益敵對的關系，給美國的外交政策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造成了災難，而這一切發生在中國還是個有著數億貧困人口的低收入國家的時候。弗格森的文章暗示了烏克蘭戰爭以一種與朝戰、越戰相似方式結束的可能性。在經歷了四個多月的戰事后，美國是否會被更深地卷入其中，體嘗戰略過度擴張直至戰略破產的苦果，已引起美國決策界和學術界的擔憂。俄烏戰爭再次充分展示了挑戰大國底線，試圖把大國逼到墻角后的可怕反彈，對俄羅斯如此，對中國也沒有例外。

新世紀已經過去二十余年。面對動蕩變革的世界，主要國家再次來到一個關鍵時刻：是重蹈覆轍還是吸取歷史教訓？是滑入新冷戰還是努力盡快實現“緩和”？尼克松訪華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此刻就像是一個時間提示器在人們身旁閃爍。

目前，存在三點有利于推動歷史走向積極方向的要件。第一，中國將一如既往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和防御性國防政策。2021年9月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4月全球安全倡議的提出，6月香格里拉對話會和金磚國家系列會議上的政策宣示，都將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的身份認同和責任承諾。中國會采取不同于西方偏重武力、喜好制裁的方式解決沖突糾紛，通過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方式打造通往未來的全球平臺。

第二，美國領導的北約及日本進一步軍事擴張的動向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俄烏戰爭的溢出效應已經顯現，西方團結將在移民、糧食、能源、供應鏈、金融等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的復合危機中受到極限考驗。各國國內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可能最終使北約新戰略構想流于充滿希望的假設。對日本來說，在俄烏戰爭的刺激下，美日對抗中俄的全球態勢雖已確立，但擴大和重組對美軍事支持以及加快與北約融合的現實負擔，日本能否承受得起？若想實現自民黨提出的軍費增至國內生產總值2%以上的目標，日本需要增加5萬億日元的投入，將不得不采取增稅或削減社會保障支出，甚至發行軍備國債等做法，這對于少子老齡化的日本社會無疑構成巨大挑戰。進而，偏好陣營對抗和快速的軍事大國化，不僅會加劇地區緊張，引發外交孤立，而且會使日本戰后近八十年來積累的軟實力急速縮水，大幅貶值。

第三，亞太國家普遍不歡迎新冷戰。對于北約的“熱心”出手，大多數東盟成員國和太平洋島國均感擔憂，認為外部勢力在該地區的過度活躍、對中國的遏制以及軍事和戰略聯盟的擴大，將產生對地區任何國家都不利的緊張局勢，甚至將導致區域軍備競賽武器擴散和核化，這是整個區域甚至在冷戰期間都極力避免的。而且，大多數亞洲國家并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它們切實地從中國的全球崛起中獲益，不希望被卷入任何緊張局勢或地緣戰略競爭，希望構建多極化世界格局，在RCEP等多邊經濟體系下加速本國的發展。據日本外務省新近公布的東盟民意調查結果，僅一成東盟民眾支持在大國對立中選邊站。日本主流媒體評論員就此感慨，“東南亞地區曾經被殖民，又曾在東西方冷戰中成為戰場，這些國家深知大國所宣揚的價值觀所帶有的欺騙性。”

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經歷了突如其來的“尼克松沖擊”。這個沖擊還有一個別名“朝海噩夢”。曾于1957年至1963年擔任日本駐美大使的朝海浩一郎始終擔心有一天美中會越過日本攜手合作。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越來越注重戰略自主性和國家利益的日本在此關鍵時刻需要深長思之。種瓜得瓜。如果播種友愛、團結、和諧那將收獲美好的事物，如果播撒不和的種子，則必得紛爭。倘若有朝一日戰事果真在東亞爆發，彼時甚至連“朝海噩夢”都將成為人們美好的回憶。

（作者金瑩，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