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3月22日電?美國有線新聞網發(fā)表了政治分析師朱莉安·澤利澤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美國的力量源于全球盟友，而前總統特朗普代表極右勢力提出的“美國優(yōu)先政策”已是窮途末路。

新冠疫情和俄烏軍事沖突的雙重沖擊，暴露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所謂的“美國優(yōu)先”政策的陷阱。“美國優(yōu)先”政策的前提是，在與盟友的合作中，美國的貢獻大于回報。

新冠疫情證明，在人員全球性流動的時代，對付這種破壞性病毒的唯一辦法是各國協調合作，而分享重要的病毒研究成果，與病例或變異毒種有關的信息，以及跨國疫苗分配等，都對于抗擊疫情至關重要。

俄烏軍事沖突爆發(fā)后，美國與盟友步調一致，對俄羅斯施以經濟重壓，并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襲擊與烏克蘭接壤的任何一個北約成員國都會引發(fā)其他成員國的激烈回應，這仍然是遏制俄羅斯領土擴張野心的重要因素。

今天，支持杜魯門總統在冷戰(zhàn)初期倡導的國際觀的情勢再次出現。當然，與其說這是支持增加軍費開支或美軍全球范圍內打擊共產主義的擴張，不如說是支持國際聯友是美國外交和軍事勝利的關鍵。

在獲得美國國內兩黨人士支持的情況下，杜魯門得以推行他的自由國際主義思想。1945年10月，聯合國成立，致力于實現和平、增強全球合作，而美國成為主要成員國。

杜魯門政府還花大力氣成立了擁有一流外交官的政府部門，他們可以提供專家意見和國際政策評估。在1949年，美國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杜魯門希望該聯盟能夠“建立一個抵御侵略的屏風”。

自由國際主義為處理海外威脅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模式。政治學家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有句名言:美國通過努力打造穩(wěn)定、合作的國際機構，成功地鞏固了自己的實力，這些機構以對所有成員國都有利的方式，限制了參與者(包括美國自己)的權力。

自由國際主義當然遠非完美。畢竟，正是在這種方式下，美國走上了災難性的越戰(zhàn)之路。但是，越戰(zhàn)并沒有完全抹殺掉杜魯門主義的優(yōu)點。在很多方面，約翰遜統最大的失敗在于他忽視了這一戰(zhàn)略的關鍵要素，例如，拒絕法國總統戴高樂提出的談判解決建議，轉而支持軍國主義。

數十年來，杜魯門主義不斷的受到攻擊。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右翼極端主義者抨擊國際機構為自由派陰謀，會損害美國實力。陰謀論派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的創(chuàng)始人羅伯特·韋爾奇曾聲稱北約是一個共產主義 “騙局”。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保守派對北約的批評越來越多，他們聲稱其他國家利用美國，迫使它承擔過多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一些自由派認為，在冷戰(zhàn)結束后，北約的擴張對俄羅斯是一種挑釁）。在 9·11恐怖襲擊事件發(fā)生后，國際社會表示了對美國的強烈支持，2003年，美國總統小布什不顧主要盟國的反對，決定對伊拉克發(fā)動戰(zhàn)爭。布什還駁斥了1972年《反彈道導彈條約》和《京都協定書》等國際協議，稱它們是對美國政策制定者不必要的限制。

隨后，特朗普重提“美國優(yōu)先”的極右主義觀點，直接將其納入了共和黨主流價值觀，這其中包括不斷批評北約，與普京等領導人保持友好關系。特朗普在2018年的一次峰會前發(fā)推文稱:“美國在北約的支出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能容忍的。”當然，有一些左翼人士也對這些機構進行了攻擊，他們認為這些機構支持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
但是，過去幾年的經歷提醒美國，單打獨斗的代價是巨大的。不與盟友合作往往會使美國變得更加虛弱，缺少關鍵資源，遏制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

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像北約這樣的聯盟力量比各成員國各自的實力加在一起要強大。國際事務中一向如此，如今因為各國面臨眾多跨國威脅，就顯得更為緊迫。

（編譯：阿依森?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