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人才，伴著學科共成長

原標題：哲學社會科學人才，伴著學科共成長

【學者講述】

編者按

5年前的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發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進軍號令，作出全面部署。

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從人抓起，久久為功”，要求“構建種類齊全、梯隊銜接的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體系”。人才成長離不開學科建設。我們邀請多位來自哲學社科領域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結合個人經歷，共同探討哲學社科人才成長培養的新變化、學科建設的新氣象，為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蓬勃發展凝聚智慧、貢獻力量。

傳揚真理，為青年提供豐厚滋養

講述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首席專家，教育部高校思政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顧海良

2005年，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設立。原來分散在不同學科的各個二級學科，有了共同的學科歸屬；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才也有了更具凝聚力的學術平臺和精神家園。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點布局不斷完善、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邁上新臺階。特別是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置于重要位置，使其充分發揮了在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中的先導和領航作用。

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鼓舞下，隨著學科支撐日益強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越來越有生機活力，思政課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能力不斷提升，精神面貌煥然一新。這種朝氣蓬勃、積極有為的態勢，吸引了更多青年學者踴躍投身，為實現學科可持續發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這些年，我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博導，感到這幾年錄取學生的整體狀況發生了顯著變化，特別是學生對學科的認同、學科研究的思想自覺和專業自覺明顯提高。讀博期間，很多學生自覺選擇難度較高的主題作為科研方向，“在馬言馬、在馬信馬”漸成風氣。

青年學生對學科的認同程度決定了學科的未來前景、發展趨向。以前，有的學生只是把這個學科當成“跳板”，“合約”到期就“一拍兩散”；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把推動學科建設作為目標，在學科發展中達成自我發展，讓人感受到了可喜的變化。

5年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堅持以學科建設、學風建設、隊伍建設為基礎，以理論創新、體系創新、方法創新為根本，一大批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思想政治理論課日漸火爆，“鹽的力道”和“糖的味道”越來越足，為廣大青年提供了豐厚滋養。

5年來，中國學者主動參與國際范圍內馬克思主義理論重大課題的研究，提高了學術交流、合作研究能力，也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們的研究成果與水平。

怎樣讓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走向世界？首先要讓世界了解中國。我參與了兩屆由北京大學主辦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感受到了明顯的變化。以前，國外學者大都是帶著“講課”姿態來的，而現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開始專注傾聽中國聲音。在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上，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就坦言，“我非常認可中國學者創立的中國發展理念，我會對我原來不完整的觀點加以補充”。我想，正是得益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讓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人才隊伍迅速成長，才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青春密碼，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蓬勃活力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盎然生機。

甲骨治學路，傳薪有斯人

講述人：河南大學甲骨學與漢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蘊智

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甲骨文等學科發展作出重要指示，我倍覺喜悅，深感唯有踏實篤定、潛心鉆研，才能讓治學傳統薪火相傳。

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恢復，我有幸走進大學校門，后又在河南大學于安瀾先生門下讀碩士研究生、在吉林大學姚孝遂先生門下讀博士研究生，專攻古文字學。于老和姚老都主張做學問應當遵守傳統且不為傳統所縛。于老要我進行古典文獻、文字聲韻訓詁等方面的系統訓練，并告誡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姚老則要求我對同源字族問題進行研究，并叮囑我：“獨立思考、花大力氣占有第一手資料。”歷經無數個廢寢忘食的日子后，我終于寫成學位論文《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象探索》。

博士畢業后，我回到故鄉河南，從事甲骨文與古代文明的教學研究工作，盡可能地把恩師的治學品格傳給弟子們。

平時，我用自己的津貼購置專業圖書與師生共享，工作室里布置多種勵志字畫或放大的甲骨文彩版，其中的甲骨文書聯“守身如執玉，為學若登山”格外醒目。學生們多以此作為治學標準，質樸厚道、認真專注。比如，陳年福博士執著于甲骨文計算機信息開發，長年節假日不休息，已將32種著錄甲骨的原文與釋文輸入檢索系統；劉風華博士論著嚴謹，行文前逐一審核著錄原片，比勘校訂各家釋文，成果在其研究領域獨樹一幟；張軍濤博士收集了不同類型的龜甲、胛骨標準版，用一年多時間，綴合不同組類的甲骨130多組……我們在原有甲骨學與殷商文明研究協同創新平臺基礎上，建立了河南大學甲骨學與漢字文明傳承發展研究中心；2020年11月，團隊牽頭協同多個學術機構建立了“甲骨文與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形成五個特色研究方向。

今后，我和團隊將繼續展開全方位、基礎性的文字整理與研究工作，期待在甲骨文史料排譜、甲骨文等大型辭書編纂方面有所收獲，不負習近平總書記囑托，讓這個學科“有人做、有傳承”。

“四代學人有一個共同的追求”

講述人：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主任 黃華新

2005年5月8日上午，我來到中國科學院院士唐孝威先生的辦公室，與他一起商量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的發展定位問題。作為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唐孝威院士認為，中心應探索“在新的科研運作機制下實現多學科實質交叉和真正的學科會聚”。

一路走來，中心逐漸形成了心智與意識的科學—哲學研究，語言認知機制與演化規律研究，邏輯、語言與計算的交叉研究三個新興交叉學科方向，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加快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使這些學科研究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突破點”。這讓我們備受鼓舞。5年來，中心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如同進入了快車道——主持了5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產出了一系列文理交叉的高質量論著，多項代表性成果獲獎，一批中青年才俊脫穎而出。

怎樣促進語言與認知的交叉研究不斷深化？經過摸索，我們決定在對人機交互十分重要的漢語隱喻認知領域集中發力。2018年，我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隱喻的邏輯表征與認知計算”。兩年后，研究成果《認知科學視域中隱喻的表達與理解》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并被評為年度好文章。

近幾年，我們把邏輯與人工智能領域作為重點發展方向。當年從計算機學院畢業來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的廖備水教授，現已成為我校邏輯、認知與計算方向的領軍人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一代人工智能驅動的邏輯學研究”，并主編高校教材《人工智能的邏輯》。年輕學者的成長令我非常欣慰，并充滿期待。在參與重大項目過程中，研究生們也受到了很好的學術熏陶和學術訓練。

近期，我們正在梳理中心新一輪的發展思路。從90歲高齡的唐孝威院士到20出頭的青年學生，四代學人有一個共同的追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聚焦重大問題、創新研究范式，實實在在做幾件有意義、發出“中國聲音”的事情。

做“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教育學

講述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部長 朱旭東

5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一直是我開展學術研究、培養人才團隊的寶貴遵循。

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學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學術體系根植于中國教育實踐。為此，我經常帶著團隊走進幼兒園、小學、中學。我告訴學生們，既要在課堂上“觀課”、開展課例研討，又要結合這些“活教材”領悟教育理論。比如，教室文化、集體性個人學習、教師的全專業屬性等概念都是我在學校課堂“行走”中產生的。

教育學科要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我們多次去“三區三州”地區調研，2017年7月，在怒江州與當地教育局干部座談時，我提出“區縣教師教育新體系”概念，并帶領團隊組織大型公益項目，深入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保山市等區域推動項目實施，在教育扶貧過程中探索中國特色教師教育發展之路。

過去五年，我們實施了“啟師計劃”、鄉村青年教師社會支持公益計劃、“沃土計劃”等一系列教師專業發展項目，為貧困地區教師提供全力支持，與他們建立了深厚友誼。

教育學科要為國家重大教育決策提供咨詢。近幾年來，我主編了《中國教育改革開放40年》系列教育研究叢書，組織上百名研究人員開展國家“十四五教育規劃”研究，并參與了《教育法》《教師法》《學前教育法》等教育法律的修訂、制訂工作。

教育學科要在國際上發聲。過去幾年，推動創辦英文學術刊物、成立國際教育學院等。這些歷練，讓我深切感受到中國教育學科國際地位的穩步上升。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批年輕學者在鍛煉中不斷成長，培養起堅定的學術情懷和寬廣的學術視野，為學科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我將和他們一起，始終秉持家國情懷、人文關懷，為國家發展、學術繁榮不懈努力。

中國之治，我們“越研究越自信”

講述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基地研究員 佟德志

“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近日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中的重要表述。對一名學者而言，有骨氣、強底氣，關鍵是要有學術自信。我的導師徐大同先生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天津師范大學從教近70年，一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政治思想。2019年先生去世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目是《越研究越自信》。現在翻看，仍深有感觸。

進入新時代，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召開以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突出特征就是更加自信。一大批青年政治學研究者不斷成長，他們有著熾熱的中國關懷和寬廣的國際視野，學術訓練扎實，在國際學術交流舞臺上嶄露頭角，為中國政治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用徐大同先生的話說，“現在，青年一代學者更有條件和能力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正確認識中國政治文化傳統，準確把握人類政治文明成果”。

學術自信，必須建立在國家實力的基礎上。站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14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偉力，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中國共產黨崢嶸百年的奮斗歷程，改革開放40余年的輝煌成就等，都為中國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歷史素材和豐厚的實踐基礎，這就是政治學學術自信的源泉和底氣。

在一次國際學術交流中，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政治學教授維翰·基恩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成功的奧秘是什么？大家紛紛解析，談得津津有味。細想起來，這不僅是中國人感興趣的話題，也是外國人的興趣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社會高度穩定的“兩大奇跡”背后，有著什么樣的中國奧秘和中國方案？這一問題的答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回答這一重大課題，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就我本人而言，我研究西方民主，也做中國民主的研究；不是為了研究西方而研究，而是為了中國發展而研究。越是把對西方政治思想的思考同中國具體實際聯系起來，就越能發現“中國之治”背后的神奇密碼，就越會對自己的文化充滿自信。

堅持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背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汲取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精華，真正做到“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這不僅是中國學術自信的表現，也是中國學術更加自信的必然要求。

（項目團隊：記者 李曉、張勝、陳之殷、崔志堅、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