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紀年法總給人制造一種線性發展的錯覺。其實有些年份的經歷卻非比尋常,它們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或社會活動的組織形式,有些年份則集中誕生了一大批發明和創造,就此改寫今后的歷史。前者如宗教革命、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后者如三次工業革命。
當然也有一些浩劫,在長時段歷史觀中,在一定程度上同樣促進了生產關系的調整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如黑死病,兩次世界大戰等。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大的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
恰恰是因為這些時段本身自帶的人文魅力和歷史深度,以至于在后人不斷的研究、路演和玩賞過程中,反而距離其原本的真實面貌越來越遠,亦或說越來越從一場多樂章的氣勢磅礴的交響樂淪為單純的教科書式的說教,或者從一套彼此關聯的恢弘的歷史畫卷凋零到幾筆干巴巴的白描。
至此,現實成為經驗的囚徒。
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對這些歷史時段的描摹和解讀可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割裂、扭曲和簡化歷史內在關聯、邏輯和維度的嘗試比比皆是。以至于啟蒙運動只剩下了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幾位旗手,甚至連康德、洛克、霍布斯和斯賓諾莎這樣層級的思想家都可能因為種種需要被邊緣化,而工業革命則順理成章地被虛化為只剩下瓦特的蒸汽機和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紡紗機。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突破:工業革命之道1700-1860年》應該是這個話題中最為另類的一本, 因為它在敘事結構上極度簡化,表面上看就是一部資料性的書籍。
這本書沒有理論的統領,也沒有背景的鋪墊,“赤裸裸”地按照時間順序羅列了100項重要發明創造,從液壓鼓風機到鏜床,從槍塔工藝到硫化橡膠,從電報到液壓起重機和貝塞麥轉爐。
為了了解工業革命而翻開這本書的讀者,可想而知,起初定會對此倍感失望,因為以研究一戰成名的歷史學家西蒙·富迪仿佛在偷懶,畢竟人們看慣了那些圍繞工業革命展開的或宏大敘事或講經說道。這本書怎么能夠就這么直白地羅列發明創造呢?其實,此刻讀者有多失望,在多大程度上工業革命就已然成為一種被重新建構的概念,而非真實存在。
可但凡能夠深入讀下去的讀者都會恍然大悟,原來作者非但沒有偷懶,反而憑借對史料的諳熟,用扎實、詳實、生動的史料勾連起這100項發明創造。作者對史料的取舍和使用本身就是一種態度的表征。正是因為有了豐富的儲備,這本看似結構簡單的書所呈現的絕非這些發明創造本身,而是力求用有態度的事實重構出工業革命時期社會環境,讓讀者體會到這些生產關系的調整對生產率提高的迫切需求,在匠心獨具的史料的罅隙中窺探到人性中求真務實的可貴光輝。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 工業革命也從來不僅僅同工業相關或是簡單的革命。它沒有可定義的起點和終點。至于誰發明了什么,當牽扯到專利、訴訟和國家榮耀這個大泥潭時,即使看上去很明了的事情也可能隱藏著更為微妙的事實。”
在21世紀的今天再去回望這本書論及的那160年,我們不難發現這100項發明創造中每一項都在后來開啟了一個或數個產業,直接參與了對人類歷史演進軌跡的修正。試從該書中選取幾例。
1757年英國實業家“鐵瘋子”約翰·威爾金森發明了液壓式鼓風機使得生產大量高質量的鐵成為可能,因為傳統的風箱導致熔爐溫度不穩定,不能適應工業生產需要。
1774年英國人約翰·威爾金森發明了鏜床,從此人們可以規模化地制造公差更小,更加精密的蒸汽機元器件,確保活塞處密封完好,直接提升了蒸汽機的效率。鏜床所帶來的加工精確度的大幅提升給火炮和炮彈零件的加工帶了質的飛躍。
1782年英國水管工威廉·沃茨發明了槍塔工藝。槍塔發明之前鉛彈的生產是一個緩慢、昂貴而且隨意的事情。沃茨認為如果把融化的鉛水通過篩子滴入冷水中那么就可以形成球形的鉛彈。他后來發現融化的鉛要經過很長的距離下落才有足夠的時間冷卻形成球體。他建了一個煙囪狀的高塔,塔下挖了豎井,底部是水池,落差27米,然后在頂部通過打孔的鋅板制成的篩子倒入融化的鉛。隨著鉛的下落,表面張力使鉛水形成一個個小球,最后冷卻為固體小球落入水中。這一方明給鉛彈的生產帶來了革命性變革,其影響可想而知。
1796年5月14日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為一個名為詹姆斯·菲普斯的8歲男孩注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支疫苗。工業化讓環境污染加劇,威脅人類健康,天花是最最具毀滅性的疾病之一。詹納因為發現了針對天花的疫苗被稱為“免疫學之父”。
1850年英國人亨利·貝塞麥發明了煉鋼轉爐。在這之前將五噸鐵轉化為鋼需要一天的時間,期間要不停地攪和加熱。但使用貝塞麥轉爐后,只需要20分鐘。他的發明直接影響了克里米亞戰爭的進程。
以上僅僅是每一項發明創造介紹中截取的開篇語。書中數百幅精美的插畫和照片極大地提升了閱讀體驗。永遠不要忽視這本書的圖片說明,作者的嚴謹和功力就在細節之處展現無遺。
對于科技、工業和經濟稍有了解的中國讀者讀到這些影響深遠的發明時都會本能地聯系到自己的國家,看看當這些重要發明在地球的另一端以各自的方式應運而生,并開始默默改變世界之時中國人在做什么。
1757年液壓鼓風機誕生,乾隆22年,清朝開始閉關鎖國;
1774年鏜床誕生,乾隆39年,山東王倫起義;
1782年槍塔工藝誕生,乾隆47年,《四庫全書》編著完成;
1796年疫苗誕生,嘉慶元年,白蓮教大起義;
1850年貝塞麥煉鋼轉爐誕生,道光帝駕崩,金田起義。
這樣對比下來,再看同是英國人劍橋大學科技史教授李約瑟在20世紀上半葉發出的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即“為何現代科技沒有在古老的中國文明誕生”,讀者或許應該獲得了各自的啟發。
一本關于工業革命的書能夠讓讀者產生強烈的橫向對比的沖動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本歷史書對現實的關懷多么強烈。書讀到這個份兒上,作者的苦心也就沒有白費。這本書能夠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譯介到奮勇求新的當代之中國,開啟它尋找知心讀者的流浪,是讀者之幸,也是作者之幸。
160年在人類歷史上是短短一瞬間。但誰又能否認歷史往往何嘗不是在轉瞬之間受到命運的垂青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