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訴權于法當責于理難容

□ 王正志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對疫情，舉國上下齊心協力，通過采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目前我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態勢不斷鞏固和拓展。社會各界在政府的統一指揮調度下及時控制了疫情在我國的傳播，也為全世界防疫作出了巨大貢獻，為全世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重要防控經驗。

不論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訴訟制度尤其是民事訴訟制度的目的都是在于保護權利、解決糾紛，維護和實現正常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但是，實踐中民事訴權濫用者往往制造事端惡意提起訴訟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本穩定、有序、和諧的社會秩序，使正常的社會秩序非正常化甚至會導致一定范圍內社會秩序的失序與混亂，這顯然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民事訴權從本質上而言，是一項程序權利，在現代法治社會，民事訴權也是一項基本人權、憲法權利，體現出權利救濟權的特性。民事訴訟中對于相關主體的資格，尤其是涉及一國政府時，均有明確的程序要求和國際慣例。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有一定的邊界，民事訴權的行使也概莫能外。當事人行使訴權沒有法律依據、行使訴權超越邊界、惡意行使民事訴權的行為，均可能構成濫用訴權，即人們常說的濫訴。廣義的濫訴是指欺騙法院，試圖使對方交付財物或者財產上利益的一切行為；狹義的濫訴是指行為人將被害人作為被告人而向法院提起虛假的訴訟，使法院產生判斷上的錯誤，進而獲得勝訴判決，使被害人交付財產或者由法院通過強制執行將被害人的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者第三者所有。

近期在有關國家法院針對我國政府、有關單位提起的幾起疫情相關的濫訴，從公開的媒體資料看，均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不僅難以實現發起人的成功維權愿望，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甚至還要承擔不利后果，遭受輿論的批評。

一、主體適格問題：現有法律程序不支持此類訴權濫用

根據國際法的外國主權豁免原則，一個主權國家一般不受另一個主權國家法院的管轄。美國國會1976年10月21日通過的《外國主權豁免法》也規定，在不違反本法頒布時美國已加入的現有國際協定的情況下，外國不受美國和各州法院的管轄。根據這一主權豁免原則，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美國法院對因疫情防控起訴他國政府類索賠之訴沒有民事管轄權。

當然，主權豁免原則也有例外，即國家商業行為直接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和在美國境內的不當行為，這兩種例外情形出現時可以在美國法院起訴他國政府。根據國際法，就各國政府的商業活動而言，各國并非不受外國法院的管轄，其在美國的銀行賬戶和有形資產可基于對政府商業活動而作出的不利判決而被美國法院查封、執行。但是，最近國外因疫情針對我國的訴訟主張提出，武漢病毒實驗室及華南海鮮市場是商業場所，且實際上由我國政府操控。這個說法與事實完全不符，不會得到法院的支持。

根據《外國主權豁免法》，經濟損失以及引起損失的商業行為本身都必須發生在美國境內，而目前針對我國的訴訟全都涉及在我國境內發生的事情。其次，我國政府在疫情暴發期間被指稱的行為構成“商業活動”這一主張也很難獲得法院支持。

二、立法調整：剝奪主權豁免的法案的代價與后果

從美國媒體看，目前美國部分議員提出法案，要求在《外國主權豁免法》中新增新冠肺炎疫情的例外條款。由田納西州、亞利桑那州和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共同在國會提交了一個議案，試圖通過法案授權為對我國和其他國家提起訴訟提供方便，聲稱“中國政府必須對美國造成的損害負責”。該議案旨在為起訴我國提供司法依據。在新澤西州，3名共和黨州議會議員提出了一個決議敦促特朗普總統和國會通過一個法案允許公民因對疫情的違規操作而起訴我國政府。

然而，立法調整的啟動并非易事，有關機構的評估等程序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各種程序都需要時間與代價。其次，國家擁有主權以及政府代表國家行事是整個國際體系的基礎。美國國會如果通過剝奪外國政府的主權豁免法案，不但會給中美關系帶來負面影響，而且有違國際法，破壞國際法與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對等的，我國和其他國家也會基于對等原則通過類似立法剝奪美國的主權豁免，自然也會增加美國在海外成為被告的風險，美國在海外資產同樣面臨被執行風險。

三、我國疫情防治措施與國外疫情發展不具有因果關系

即使如少數人期待，美國的立法突破現行規定，此類訴訟也經不起推敲，無法實現其訴訟請求。首先，病毒的起源擴散傳播不是國家行為。在國際法上，可歸因于國家的行為僅包括國家機關的行為以及經授權行使政府權力的機構或個人的行為，其他主體的行為不能歸因于國家。目前全世界范圍內科學界主流觀點都支持病毒起源于自然界的說法，沒有任何科學根據證明新冠病毒來自于某實驗室或者人為傳播。而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擴散不能歸類于國家行為，也不可能是國家行為。

其次，我國認真履行了《國際衛生條例（2005）》規定的信息通報義務。根據我國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進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紀事》，我國政府早在2020年1月3日起，就定期與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組織以及我國港澳臺地區及時、主動通報疫情信息，并開始定期向有關各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舉措。我國及時進行了信息通報，我國的做法符合《國際衛生條例（2005）》的要求，世衛組織對我國疫情防治工作也給予了充分肯定。

最后，病毒在國外造成的影響并不是我國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的。從各國疫情防控的經驗做法來看，疫情在各國的傳染人數、傳播速度、傳播規模、持續時間等和各國各自的疫情防控措施密切相關。美歐國家疫情暴發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疫情暴發呈現不同特點，也說明疫情傳播和各自國家疫情措施密切相關。而在疫情國際暴發之前，我國政府已經采取前所未有的嚴厲防治措施，迅速采取“封城”等果斷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為其他國家應對疫情贏得了足夠的時間。到目前為止，新冠病毒最初起源在哪個國家還是個未知數，根據最新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15日親自披露美國早在1月11日就開始了新冠疫苗的研制，可見美國政府有可能比我國政府更早發現新冠肺炎疫情也不是不可能。

綜上，在立法沒有調整之前，在美國針對我國政府、有關單位提起的幾起與疫情相關的維權訴訟或控告沒有法律依據。即使有了法律依據，這類訴訟的請求也將因為缺乏證據、行為與結果之間無因果關系等得不到法院支持。相反，由于這類行為符合濫訴的特征，完全可能被追究法律責任。

目前，多數國家的立法對濫用訴權行為予以追究。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2次)第682條明確規定，為了非法的目的濫用民事訴權應當承擔由此而產生的法律責任。法國民事訴訟法第32-1條規定，以濫用訴權方式進行訴訟者，處最高3000歐元的民事罰款。在法國，司法罰款不影響權利人基于濫用訴權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的侵權損害賠償之訴。當濫用訴權行為的違法程度符合法定情形時，也可以對濫用訴權行為人予以拘留。日本新民事訴訟法對于可能的濫訴也賦予法院可以命令控訴人繳納作為提起控訴的手續費應繳納金額10倍以下的現金。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規定，當事人出于惡意進行訴訟者，須判處罰款。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對民事訴權濫用中虛假訴訟行為的責任進行了規定，例如根據該法第112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對當事人采取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或者追究刑事責任。

綜上，對近期國外出現的這些濫訴，法律人應有理性的分析與判斷。社會責任是作為公平正義的守護者的基本職責之一，期待全球的法律職業主體能夠真正履行職業操守、主動承擔行業的社會責任，在疫情防控期間積極作為，正向引導社會公眾。用法律之力共筑抗“疫”固堤。如果背道而馳，不僅于理難容，還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與不利后果。

（作者系北京高文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