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并提出要建立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共治”，更加充分地體現了治理的核心思想，我們要創新社區社會治理，進一步提高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水平。

提高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水平

隨著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一些社會矛盾也逐漸顯現。這不僅有損我們社會的公平，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制約了我們的發展活力，也極大地考驗著我們黨的治理能力和執政能力。為了有效應對當前的社會矛盾，要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提高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自治行為，進一步提高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水平。

進一步提高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水平，一是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水平。隨著社會主體日益多元化，市場機制及社會機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會治理不是政府獨自承擔的任務，而是中國億萬人民的共同事業，社會治理社會化和公共服務市場化已成為一種當今社會發展的趨勢。二是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法治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有法必依，以加強法律的實施和監督，增強司法的權威性，保障執法的公平性。三是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社會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網絡化和網絡平臺基礎上，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使我們的社會治理能夠更加精準分析、精準服務、精準治理、精準監督、精準反饋。四是提高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社會治理專業化的發達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標志。要加強社會治理各類專業化人才隊伍建設，建設高素質專業化人才隊伍。

加強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

社會治理核心在人，重點在城鄉社區，關鍵是體制機制的創新。城鄉社區的服務和管理能力越強，社會治理的基礎就越實、越牢。中央要求，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層，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特別是在城鄉社區要發揮社會組織作用，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動員各方力量，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基層社會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強化頂層設計、體系構建、技術支撐、隊伍建設、資源整合等方面的整體性聯動。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全國城鄉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發揮了群眾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主體作用。56年前，浙江諸暨的楓橋鎮，因鄉村治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得到肯定，形成了聞名全國的“楓橋經驗”。歷經半個多世紀，“楓橋經驗”早已跳出楓橋，創新發展層出不窮。嘉興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開天辟地的“紅船精神”賦予了嘉興“敢為人先”的城市基因。2013年，在原先自治、法治、德治“單兵作戰”的基礎上，嘉興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理念，探索既解決短期現實問題，又兼顧長效公平的社會治理新模式。試點探索從桐鄉市高橋街道（原高橋鎮）起步。2013年，浙江第一個村級道德評判團在高橋街道越豐村成立，目的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規范自己、管理自己。嘉興市首創的新型基層治理模式——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寫入了黨的十九大報告，成為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髓、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發展方向。

積極探索特大城市“街區制”社會治理經驗

我國的城鎮化率在改革開放40年間得到了快速提升，以每年1個點的速度增至59.6%。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還遠遠沒有結束，預計還有20個點的提升空間。2018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2016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中國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這是時隔37年重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配套文件，勾畫了“十三五”乃至更長時間中國城市發展的“路線圖”。

街區制，是城市建設布局的一種形式，它的特點是在城市規劃的道路邊上建設房子，且不設圍墻；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大多采用這一方式；它的優點是可以增加公共道路和路網密度；缺點是居住區樓下的車流增加、車速更快，增加了老人和小孩的交通安全隱患，增大了居住區的近噪音干擾，降低了居住的舒適度和生活品質。推廣街區制要做到：一是城市規劃先行，解決“城市病”難題出“實招”；二是街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要逐步打開，這有一個漸進過程；三是生態城市公園原則上免費開放，讓城市更自然、更生態、更有特色。城鎮化作為一種發展，既有數量、速度的要求，也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城市規劃建設管理質量等方面的要求。目前，我國正在通過探索街區制，實現振興鄉村，開啟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兼職 研究員?全球化智庫（CCG）特邀研究員 陳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