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作家莫言人格權官司一審勝訴,獲賠財產損失200萬元和精神損害撫慰金10萬元,此案一經披露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近年來,社會各界關于保護人格權的呼聲日漸高漲,但《法制日報》記者根據公開信息梳理發現,在過往的具體人格權糾紛中,法院甚少作出如此高額賠償的判決。
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長期以來侵犯人格權的現象比較突出,但法院判決的損害賠償數額卻比較低,對侵權人起不到懲罰作用,此案判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現狀。從長遠來看,亟需加快民法典立法進程,對人格權進行系統、全面的規范。
賠償請求獲得支持
凸顯司法保護力度
2月27日下午,莫言訴深圳某公司人格權糾紛案在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開庭。
案件的起因在于,深圳某公司在未獲莫言授權的情況下擅自將莫言姓名、照片以及書法作品用于企業宣傳視頻及廣告中,并在公共網絡中予以傳播。
莫言認為,深圳某公司的這種行為使其個人聲譽在不可知、不可控的狀態下受到貶損,嚴重影響了自己的良好社會形象,導致社會評價降低。
5月30日,寶安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深圳某公司未經莫言許可使用其姓名與形象進行商業宣傳,制造莫言為這家公司產品進行代言的廣告形象,侵犯了莫言的姓名權和肖像權,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法院判令深圳某公司立即停止對莫言姓名權、肖像權的侵權行為,刪除涉案相關侵權信息；在指定媒體上刊登致歉信,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莫言財產損失200萬元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10萬元。
法院認為,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在一般性賠償標準以下確定賠償數額顯然不能彌補原告的損失,對被告的侵權行為也無法起到懲戒作用,因此,法院酌定被告賠償原告上述財產損失,支持莫言提出的精神撫慰金的賠償請求。
在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孟強看來,對于人格權糾紛,200萬元的賠償和1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相當高”。
孟強告訴記者,雖然本案有其特殊性,即莫言是諾貝爾獎得主,但總體來說,法院還是較大幅度提高了對人格權侵權損害賠償的數額,尤其是姓名權、肖像權。這顯示出司法對于人格權保護力度的加大,順應了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需求。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也持相同意見:“同類的人格權糾紛,這個案子的賠償數額算最高的。”
他認為,此案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司法實務中,名人的肖像權、姓名權等人格權被商業化使用遭遇的不公平、不合理情況,在法律適用上是一個突破。
司法實踐尋求突破
彌補立法抽象不足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其中第五章第四節規定了“人身權”。
根據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等。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撰文稱,民法通則第五章第四節規定的人身權中沒有規定身份權,完全規定的是人格權,所以這部分應該是人格權法,而不是人身權法。“在中國的法律當中較為完整地規定了人格權,第一次出現了人格權法這樣的概念。”
2001年3月10日起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自然人因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在楊立新看來,民法通則、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相繼頒布實施,是我國人格權法發展的兩個里程碑。
此后十幾年間,各地法院依法審理、判決了相當數量的人格權官司,部分案件的判決結果中出現了較高的賠償額。
例如,2011年3月,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國際知名籃球運動員姚明訴武漢某體育用品公司人格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姚明認為,武漢某體育用品公司在未經其同意的情況下,將其姓名和肖像用于其產品的宣傳上,這家公司生產和銷售的“姚明一代”產品嚴重侵犯了姚明的姓名權,其行為亦構成不正當競爭。
一審法院隨后作出一審判決,武漢某體育用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姚明姓名權和肖像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在多家指定媒體上刊載聲明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同時賠償姚明經濟損失30萬元。
姚明不服一審判決,向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2年9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在一審判賠30萬元基礎上改判由這家公司賠償100萬元。
在朱巍看來,這類案件的背后現象更值得關注,長期以來侵犯人格權的現象比較突出,但人格權官司中,法院判決的損害賠償數額卻特別低,對侵權人起不到懲罰作用,因為現行法律規定的損害賠償適用填平原則,遭遇侵權的當事人往往難以證明對方的獲利或者自己的損失。
他認為,在現行法律體系中,更應該尋求司法實踐的突破,司法判決要比立法走得更快,通過司法判決可以在案件中衡量高額的損害賠償是如何計算出來的,以彌補法律條文過于抽象的不足。
加快民法典立法
提供可操作依據
人格權立法步伐正在加快。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自同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
民法總則除了規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之外,還明確規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等權利。法人、非法人組織享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權利。
到了2018年8月,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初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其中包括六編,即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
其中,人格權單獨成編,位列物權編、合同編之后,這是我國首次對人格權的民事權利進行系統編纂。人格權編下設六章,包括數十個條文,詳細規定了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個人信息等權益,并規定了人格權保護的一般規則。
今年4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民法典·人格權編草案再次提請審議。
中國人大網消息,根據民法典編纂工作計劃和安排,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整體進行初次審議后,將各分編草案分拆為幾個單元進行若干次審議和修改完善；到2019年12月,將之前已出臺的民法總則同經過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并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采訪中,孟強認為,莫言人格權官司也說明民法典·人格權編單獨成編的必要性,因為民法總則對于人格權只有寥寥兩條規定,無法提供更為具體、可操作性的規則,而人格權編草案更為詳細、系統和全面,從長遠來看,亟需加快民法典立法進程。
“尤其是人格權編對于一些人格權可以進行商業化利用,如肖像權的許可使用等規定在此案中得到了證明。”孟強說。
朱巍則將視野進一步擴展至商事人格權,他認為“更要注意商事人格權的把握,因為對人格權的商業化使用,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民事案件,也并非一個單純的民事侵權,既然是商事人格權,就不應該按照民事法律規則處理,而應該按照商事規則處理,加大對侵權人的懲罰力度”。
（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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