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5月24日起，《中國日報》每周四將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
|
龍安志在北京。照片攝于1981年。（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 |
還記得1981年我初到北京時值春末夏初，機場熱得像一個大烤爐，身處其中的我汗流不止。機場里沒有行李傳送帶，只能依靠人工拋接。機場工作人員完全不關心乘客的行李里是否有易碎物品，他們沒有服務的概念。
我記得那時機場的天花板上裝飾有紅色五角星圖案，我走出機場時碰見的每一個人，不論男女，都穿著綠色的軍褲或者藍色的工裝褲，再加上一件質地很差的短袖襯衫。我試著用蹩腳的普通話問路，但沒有人回答我，他們只是盯著我。這讓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從太空掉落的外星人。
從首都機場通往北京市區的道路又窄又破，我乘坐的大巴一路上壞了好幾次，這段路途由此顯得格外漫長。
與大多數外國人一樣，我在北京的第一站是友誼商店，一家專門接待外國人的五層百貨商店。當時，它是長安街上最高的建筑。在友誼商店里，我花了1美元買了一罐進口可樂。那時，北京有且僅有一種本地的軟飲，叫作“汽水”。
我的中國老師得知我花了1美元買了一罐進口可樂后都驚呆了，他們覺得我太墮落了，就連當著我的面也是這樣說。在那個年代，中國普通老百姓不能進友誼商店。當然，也沒人買得起一罐進口可樂。
天氣酷熱難耐時買一罐可樂解暑，這原本只是一件簡單至極的小事，但在當時的情景下卻尖銳地凸顯出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
那時候，大多數中國人根本無錢可用，因為1981年中國的貨幣流通量極其有限。即便有人手里有錢，他們也沒有什么東西可買。除了友誼商店之外，大多數政府運營的商店或是貨架空空、或是僅有藍色或綠色的褲子出售。
簡言之，中國人面對的是“匱乏經濟”。
身為一名大學新生交換生，我心懷遠大理想，一心想要改善中國的經濟狀況。同時這也是驅使我每天用一個廉價的白色錫杯灌下一杯口味奇特的上海產速溶咖啡的主要動力所在。但很快，我改成了喝茶。每天，我肩上斜挎著一個綠色的軍用包去上漢語課，我相信它將開啟化解中國困境的一道大門。
我站在友誼商店里喝可樂時，完全無法想象得到，20年后中國物質匱乏的狀況將得到徹底扭轉，30年后它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僅次于美國的最強大經濟體。
（翻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