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斌 陳金龍（廣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弘揚偉大長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長征路，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而矢志奮斗。
黨內政治生活的常態化是建構良好政治生態的基礎，也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障?？偨Y紅軍長征時期黨內政治生活常態化的歷史經驗，對于當今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具有啟迪意義。
充分發揚黨內民主?
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紅軍長征前，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重用李德，軍事指揮權由李德掌握。李德不懂中國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他在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和正確主張受到排斥，由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
紅軍長征開始后，博古、李德拒絕毛澤東、彭德懷的建議，一味向西退讓，消極避戰，以致喪失了紅軍在湘南殲敵的良機。湘江一戰，使紅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宣告了“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指導的破產，也為黨內民主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通道會議上，毛澤東堅決反對李德北出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意見，提出紅軍必須西進貴州，避實就虛，尋求機動，在川黔邊創建根據地的主張。他的意見得到了中央多數同志的贊同，黨內開始有了民主的氛圍。
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即“反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明確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他還用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博古用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借口。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并以坦蕩的胸襟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認真誠懇的自我批評，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發言，強調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王稼祥在發言中有力地支持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嚴厲批評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個人專斷作風，并且提議撤銷李德軍事上的指揮權，認為毛澤東應當參與軍事指揮。朱德作為黨和紅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在發言中態度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李富春、聶榮臻、劉少奇、陳云等也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正是在充分發揚民主、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遵義會議從軍事路線上糾正了“左”傾錯誤，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命運的最緊迫問題，為紅軍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
紅軍長征的歷史說明，黨內民主關系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正常開展，關系黨內政治生活的常態化。發揚黨內民主是黨內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義，黨內民主能否得到充分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否順利展開，是衡量黨內政治生活正常與否的重要標志。
嚴明規矩和紀律?
確保方針政策貫徹執行
紅軍初創時期，制定了嚴格的規矩和紀律。但紅軍長征初期，由于各根據地和主力紅軍之間相隔甚遠，處于相對獨立發展、獨立作戰的狀態，加之黨內正確路線與“左”傾錯誤路線斗爭尖銳復雜，黨內思想上和組織上不盡統一，為貫徹執行黨的規矩和紀律增加了難度。這種情況，迫切要求黨和紅軍的高級領導人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將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挺在前面。
紅軍長征初期，總政治部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強調：“堅決的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對于不能教育的破壞紀律的壞分子，應給予處罰”，努力通過強化紀律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塑造黨和紅軍的良好形象。紅軍長征過程中，鑒于中共中央和張國燾之間圍繞北上與南下展開的反復爭論，黨中央在沙窩政治局會議上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更進一步地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這里既強調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又申明了嚴格執行紀律的重要性。在俄界會議上，黨中央批評張國燾“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群眾前面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的行為，痛斥其機會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張國燾另立“中央”、公開分裂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同分裂黨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另一方面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當的方法進行教育和挽救，最終使張國燾取消另立的“中央”，踏上了長征的最后征程。
嚴明黨的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維護了黨的形象與黨的威信，避免了長征過程中黨的分裂，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軍隊的貫徹執行，保證了紅軍的步調一致，并最終贏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
紅軍長征的歷史告訴我們，嚴肅黨的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必須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不能遷就和退讓。嚴肅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是黨的力量所在、威信所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的重要保障，也是凈化黨內政治生活的必要條件。
總之，紅軍長征特殊的環境促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常態化，既使中國共產黨日漸走向成熟，也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壯舉。
《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23日?06版）
